十一
我们是晚上到达北京的，十几辆大客车早就等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了，直接就将我们送到了西郊白石桥附近一所中学的体育馆。体育馆内，木质场地的四周全部都铺上垫子，形成一个挨着一个的铺位，男生女生各占大厅的一半，相互毗邻的地方只是少了一块垫子而已。每个铺位上放着一个枕头，一床棉被，那棉被上还都缝着一条小小的白布，上面写着一个个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的名字。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困又乏之中，那个喧嚣和吵闹的世界突然地消失了，四周静悄悄地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大家倒下去便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
吃过接待站送来的早餐后，陈焱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体育馆的中央放着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他就站在其中的一只木箱上，告诉大家，国家为来北京的红卫兵提供免费食宿和交通，提醒大家不要弄脏了自己使用的被子褥子，因为那是北京各家各户居民主动借出来接待红卫兵的，还要求大家一言一行都要以陵江市红卫兵应有的形象要求自己，不要给陵江人民丢脸。他的讲话结束后，各校分别召开了简单的会议，进行了的分组。出发前，闻梅要求大家要互相关照，注意安全，不要走失，努力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我们驻下的学校是一组孤立的建筑群，体育馆只是其中一个独立的单元，用一排低矮的铁栅栏与其它建筑分隔开来。出大门后就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路的两边是一溜高大的杨树，树下是一条流水淙淙的水渠，水渠外面是一片广大而又开阔的农地，一畦畦地种着一地青翠油绿的大白菜。沿着马路步行十几分钟就到白石桥了，只是在这里，北京才象一个都市一样真正地忙碌起来。明媚的阳光下，操着各地不同口音的红卫兵来来往往，公共电车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穿梭般驶过。我们找到去北京大学的332路公共汽车站，刚刚排在队伍后面，就有几个拎着水瓶，端着茶水的大爷大娘过来，挨个儿请我们喝茶。
一位一头银发，满脸的慈祥的老大娘端着一个茶碗走到我面前，问我：“小伙子，从哪里来的。”
我说：“四川。”
她说：“从那么远的地方，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请喝一碗北京的水吧。”
我接过老大娘递过来的茶碗，把一碗茶水一口喝尽，赶紧说：“谢谢！”，感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站在大娘身后的那位老大爷爽朗地说：“你们来到北京，就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毛主席的客人是咱们北京人的义务，也是咱北京人的光荣，小伙子，你就不客气地喝吧！”
喝了大爷大娘们的茶，大家也都感动得忙不迭地道谢。
以后几天里，我们处处都遭遇相似的情景。也是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都对北京人保持着美好而温馨的记忆。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紧张、兴奋而又无比幸福的在北京的日子。
在那短暂的几天中，我们走遍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的主要大学，所到之处都是摩肩接踵的人群、慷慨激昂的演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天飞舞的传单。那时，大家心头都压着一个沉重的负担：党和国家花这么多的钱，让我们来北京学习，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希望。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听演讲、抄大字报、收集各种红卫兵小报传单等印刷品。
晚上回到驻地，吃过晚饭后，是各中学一号勤务员集中向总部汇报当天情况的时间，同时，也是各小组整理当天摘抄的大字报的时间。汇报的地点就在体育馆的中央，陈焱与各校的勤务员们围成一个圈，席地而坐。汇报的过程中，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于是各学校的同学们就不由自主地参加进去，使汇报会变成了全体人员参加的讨论会。
那几天里，我们都仿佛掉进了一个激情与知识的海洋，每个人都累得够呛，但又无时无刻不沉浸在无比的兴奋和快乐中。在那风起云涌的时候，各种庸常时期不可思议的事件层出不穷扑面而来，各种思想和理论风云际会，相互激荡，猛烈地冲击着我们那朦昧初开、混沌而又透明的心灵，各种言说的碎片零散而又杂乱地漂浮在思想的天空中，让我们激动不已，以为已经穿云破雾，洞悉了那纷繁复杂世界中的种种秘密。
来北京之前，我们这些生在南方长在南方的人，对北方秋天里日夜温差的悬殊没有真实的深受，虽然按红卫兵总部的要求，多带了些衣服，但仍然有一些体质比较弱的同学开始有了伤风感冒的症状。这天吃过晚饭后，我们这个小组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刚要按照惯例整理当天摘抄的大字报，杨南雁就嚷嚷说头疼。闻梅让她躺下，然后掏出钱来递给我和葛利江，说这两天晚上体育馆里咳嗽的声音此起彼落，感冒了的怕不只是杨南雁，要我们到白石桥街上，找一家药店，买一些治疗伤风感冒的药回来。
我和葛利江走出体育馆的大门，一股凉凉的晚风吹来，让我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葛利江却是一副兴冲冲的样子，说天天都晕头转向地抄，黑地昏天地写，人都快烦死了。我们向灯光明亮的地方走去，慢慢地走得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