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从我和杨南雁因为那个“大凤”闹了别扭以后，她一直不理我，上课时把腰挺得直直的，目不斜视，好象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放学时也不象往常一样对我说：“让我一下，我出去”，而是站起来一声也不吭，看着我慌慌张张地把书本文具一推，站起来让开道后，才起身走到过道里，然后来到柳月的座位前，两人手拉手一起走出教室。柳月大概看出了我们之间有什么龃龉，有两次她都斜睨着我，似有所指地说：“笔杆儿，你可不能欺负人啊！”，我不敢正视她那怀疑中闪着几分寒意的目光，支吾着说：“这怎么可能呢？”
那一年开学后，学校没有象以往一样下发新的课本，只是说根据教育局通知，开学以后以复习上学期的学习内容为主，待新教材和课本审定下发后，再开设新的课程。金鳞中学是一所新建立起来的中学，高中一年级是第一届将要面对高考的年级，高考成绩的好坏，对金鳞中学将来在全区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决定利用新教材没有发下来的时间，对已经学过的课程进行一次再复习，为新教材发下来后全面进入新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于是高一年级的老师和同学都紧急动员起来，不仅白天的八节课安排得满满的，而且每周还安排了五天晚自习，要求全体同学谁都不能缺席，所以教学楼的第四层一到晚上就一片灯火通明。
这时柳月的座位已经由第一排调整到了教室的中间位置，第一天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同学们都开始收拾书包准备回家了，她走到我的桌子跟前，对我说：“现在都九多钟了，我们一起回家吧，过了金鳞汽车站后，你负责把杨南雁送回家。”
我犹豫着没有说话，瞥了杨南雁一眼。杨南雁正在收拾文具，瞥了我一眼，也没有说话。
我看她的眼神，似乎无可无不可，就说：“行。反正我已经和葛利江约好了，晚上一起搭伴儿回家，多一个伴儿，少一个伴儿都是无所谓的。”
葛利江家住在我们家对面的一片山坡上，白天放学后他都是一个人从半山腰上的一条小路回家，由于小路上没有路灯，晚自习后只能从大路走回家去，便约了我每天与他同路。
在杨南雁到来之前，我们班里只有我、闻梅和葛利江三个人是总装厂的职工子女，而且从上小学起，就一直是同班同学。那时候，闻梅也是我们的班长，而葛利江却是我们班有名的捣蛋鬼，总能搞出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恶作剧。有一次他从金鳞溪里抓了几个螃蟹，裹在挽起来的裤腿里，带到教室里来，在同学们都去操场做课间操的时候，一个个全部偷偷地塞进女生的书包里。上课的时间到了，当一个女生把手伸进书包里取东西的时候，突然被螃蟹夹住，惊叫着大哭起来，别的女生赶紧也去翻自己的书包，也有被螃蟹夹住了的，几个女生哭成一团，教室里一片大乱，老师责问是谁干的，他却没事一样，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副与已无关的样子。
那时，葛利江虽然调皮，而且上课爱打瞌睡，在进行课堂纪律评比时，总拉我们班的后腿，常让闻梅头疼不已，但又拿他没办法，因为，虽然他常有一些小动作，但却从未出过大格，而且一到大小考试门门功课却总能名列前茅，讨班主任的喜欢。进入初中后，他好象突然间就长大了，学习成绩仍然出类拔萃，但却很少再有什么恶作剧的行为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垢病。
葛利江是我那时最要好的朋友，似乎命中注定要陪伴着我走过那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时光。
那段时间里，每天晚自习后，我们四个人中总是葛利江最先收拾完东西，然后是我和柳月，最后是杨南雁，大家等齐了，一起走回家去。有了柳月和葛利江，没有出现我与杨南雁单独在一起的情况，大家一路有说有笑，倒也没什么尴尬。
这天，我们四个人一起从楼上下来，校园里除了一地月华，竹影摇曳外，竟一个人也没有了，葛利江忍不住说：“杨南雁，你怎么每天都这么认真呢？”
杨南雁说：“两年的时间，说到就到，不认真怎么行呢？”
葛利江怔了一下，有几分不屑地说：“不就考大学吗？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杨南雁说：“这要看对自己定什么目标了。”
葛利江问：“那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杨南雁说：“这还用说吗？当然是陵江大学了。”
柳月想要说什么，却犹豫了一下，问我：“笔杆儿，你的目标呢？”
我懒懒地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就汤下面，顺其自然吧。”那时，我还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我对杨南雁有一种下意识的戒惧，只要是有她在的时候，我都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得留有余地，然而，即使这样，仍然没能避免被她导出出乎意料的结果来。
杨南雁不紧不慢地说：“只怕‘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到时候开卷了然，闭卷茫然，高又不成，低也不就。”
葛利江不无讥讽接过话头，说：“还是我们的杨南雁同学存志高远，想必一定能‘出于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