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第二天，闻梅到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开会去了，柳月因为受伤没来上课。
头天在人民大会堂发生激烈冲突的事开始在学校传开了。过去，如果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要由上级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或者从报纸上得到有关的消息，根据这些渠道提供的内容和确立的标准，决定应该如何解释或行动。然而，对上一天发生的事情，上级没进行传达，也没有任何指示，报纸上也只是报道了演讲会召开的情况，泛泛地号召全市人民学习红卫兵小将英勇无畏，不怕牺牲，舍己救人，义无反顾的共产主义精神，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却只字未提会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是一鳞半爪地听到一点风声的，也不知道如何看待或者评判所发生的事情，学校笼罩在一种神秘而惶惑的气氛中。
课间休息时，偶尔还有同学问起前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老师们见到我们，虽然仍热情地打招呼，却连问也不问起，在楼道里遇见了邓明玉老师，也只是对我们点了点头。
中午放学的时候，葛利江问我：“学校没有人找你说什么吗？”
我回答说：“没有啊。”
他说：“不是说在市里演讲后就到其它学校演讲吗？”
我说：“原定回学校进行演讲的事现在都没人提了。”
站在我旁边的杨南雁有些担心地说：“不可能吧，不是原来就说好了的吗？”
昨天演讲时的兴奋中仍然保留在我们的情绪里。
我和杨南雁走在金鳞路上，街上的行人很少，太阳艳艳地照着，工厂里机器仍在发出节奏轻快的轰鸣，偶尔有一辆公共汽车“突突突”地经过，车后扬起一层薄薄的淡黄色的尘土，温暖的阳光在街道两旁的每一间店铺前都投下一片阴影，也在我们前方投下了并在一起的两个小小的身影，引领着我们走在空旷的马路上。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快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想到还在家养伤的柳月，本想提议去看她一下，但看杨南雁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便也没有说什么，我问：“以前，你不知道自己晕血吗？”
“不知道。”
“那你以前打过针吗？”
“打过，只是打针的时候感到害怕和紧张，以为别人也是这样，并不知道就是晕血。”
“你昨天的样子可是吓死人了！”
话匣子打开后，谈话便流畅起来。我们谈到了昨天的演讲，谈到傍晚时发生的冲突，心中仍保持着那时候的激动。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大学红卫兵要来冲击我们的演讲会，我们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一种“破坏”，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经过金鳞湾小广场的时候，看见那里有很多的人。小广场就在化龙桥东头不远的地方，周围有百货商店、副食商店、联合诊所和一个餐饮合作社办的饭店，沿着一排宽阔的条石阶梯下去，还有一个熙熙攘攘的肉菜市场，总之这里是金鳞湾最热闹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些群众组织的人在旁边消防水池的前面搭起了一个弧形的张贴栏和一个辩论台，经常在那里就某一个观点展开辩论。这时，一帮工业大学的学生正在张贴栏上贴一条“愤怒声讨陵江市委制造大会堂惨案的滔天罪行”的标语，还有一些人在散发油印的传单，向围观的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昨天人民大会堂发生的冲突，声称要组织告状团，上北京控告程旭东破坏文化大革命，残酷镇压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十大罪状。我们好奇地听了一会儿，感到有些好笑，不屑再听下去，将他们塞给我们的几张花花绿绿的传单揣在兜里便离开了。
走到化龙桥头时，杨南雁问我：“你感觉我们昨天的演讲还可以吗？”
我说：“好极了，我都不相信，我们能讲得这么好，尤其是你和闻梅的演讲，一口的标准的普通话，字字句句都字正腔圆，而且，你的声音比她还要浑厚和响亮，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广播。”
她有几分得意地笑了。
“你的普通话为什么说得那么好呢？”
“我妈就是北方人嘛。”
“你妈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儿的呢？”
“日本鬼子占了东北的时候，是随我姥姥过来的，前些年，我姥姥回东北了，我妈却留了下来。”
“所以你就成了南雁了？”
“嗯。”
“好一个‘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卖弄！是小学语文课本里的‘秋天到了，一群群的大雁往南飞’”她笑着说。
“那，你转来我们学校前在东北上学吗？”
“不，是陵江市第二中学，前不久他们还来人邀请我参加横渡长江的活动呢。”
“那是谁教你普通话的呢？”
“还用谁教吗？从小跟我姥姥、跟我妈就学会了。”
“怪不得，你和闻梅的普通话都讲得那么好。”
“我有几个字的发音还是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