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文峰记者已经不需要杨南雁关于那天她行为动机的告白了，因为，第二天，《陵江日报》头版已经刊出了他写的长篇通讯。
那天，杨南雁也已经到学校来了，我们仍然往常一样地上课时听老师讲课，一样地下课后互相说着些不咸不淡的话，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所不同的是这一切所给我的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感觉，过去的现在的看见的听见的种种印象都不再那样清晰可辨地定格成某一个瞬间的存在，而是模模糊糊而又错乱重叠地在过去现在甚至将来之间漂移浮动，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仿佛冰刀从冰面上滑过，在心中只留下一点浅浅的痕迹。
下午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闻梅找到我们几个参与救人行动的人，说邓明玉老师叫我们到她办公室里去一趟。
那是一间大办公室，七八位老师在一起办公。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所有老师都站了起来。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为什么。邓明玉老师扬了扬手中一张当天的《陵江日报》，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学校舍己救人的红卫兵同学们，大家欢迎。”并带头鼓起掌来，于是，办公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那时，老师在同学们心里，都是受到尊崇和景仰的人，从小学到中学，他们是我们身边最直接的偶像，虽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家给老师提过一些意见，但并不能消除老师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崇高。平时里，教学楼五楼在同学们心目中都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不敢轻易涉足，偶尔有事上来，走路都特别小心，生怕弄出些不该有的声音来，所以，当那片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局促不安而又不知所措。
办公室里本来比较狭窄，桌子椅子都摆得比较拥挤，柳月个头又大，转身就有些不方便，不小心将一个桌子上的茶杯打翻了，黄色的茶水在玻璃板上漫漶开来。柳月赶紧掏出手绢，准备擦去洒出来的茶水，谁知那个老师却忙不迭地说：“没事，没事，我自己来”，竟抢在柳月前面，用衣服袖子擦去了洒出来的茶水。
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叫古一泉，长得来高大胖硕，密密地长着一片连鬓胡子的腮帮子总是刮得青青的，常穿一件不系领扣的蓝色中山装，如果不是上课便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不仅课讲得好，能够用逻辑清晰的语言将深奥玄妙的数学难题解析得简单明了，而且还有一个绝技，能用小手指做圆心，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转，画出一个我们只有用圆规才能画出的圆来，让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这时，他那过分谦恭的举动让我们很不自在，呆若木鸡般地站在那里，特别是柳月，从面颊到耳朵根子都红了，还不停地鞠躬，嘴里嗫嚅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到文峰记者也在办公室里，与上次见面时不一样的是，他除了胸前挂着那架海鸥牌的照相机外，双手还抱着一迭当天的《陵江日报》，满面春风地坐在邓老师的座位上。我们落座后，他站起来一边将手里的报纸分发给我们，一边对我们说：“关于你们在嘉陵江里救人的事迹，报社向市委、市政府作了汇报，领导非常重视，决定发头版头条，并且决定以这件事作为一个典型，在全市掀起一个向红卫兵学习的高潮。这其中的一项活动就是要组织一次全市性的演讲，演讲人就是你们几个当事人，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张报纸头版头条的套红通栏大标题是《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还夹杂着几幅那天我们已经看过的照片。
杨南雁第一次看到了这些照片，完全被吸引住了，把头埋进报纸里认真地看着，我们其他的人都对文峰的问话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我们都没见过什么演讲，怎么做呀！”柳月讲。
我们也都附和着一齐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文峰说：“怎么演讲，我会一件一件地教你们做，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你们每个人都要写一篇十分钟的演讲稿。”
我们仍然表示有困难，不知道怎么写。
邓老师插进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写演讲稿这件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回去认真看一遍报纸上发表的这篇报道，就按这篇报道的精神和思路来写，你们写作的重点不在于基本事实的描述，因为，这在报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的重点是在这篇报道的总体精神指导下，各有特点地写出自己当时真实的思想活动，就是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文峰接着说：“邓老师讲得很好，我看就照邓老师讲的思路来写，不过，我再强调两点，一是你们在梳理当时思想的过程中，不要拘泥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认识。虽然我们所写的不是文学作品，但仍然要体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精神。那天闻梅同学、葛利江同学、柳月同学就讲得很好，有一定的高度，林木生同学讲得就差一点，说‘我看到他们都跳下去了，就跟着跳下去了’，这既不能反映你的思想境界，也不能体现红卫兵的精神面貌，所以，还要进一步提高；二是要有所展开，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