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学校，发现楼里的大字报比昨天放学时又多了许多。原来的安排是同学们的大字报贴在四楼以下，老师写的大字报贴在五楼，可现在五楼贴不下了，于是便顺着楼道拐下来，贴到四楼来了。我赶紧到别的教室里找了几颗大头针，把我们班的大字报挂在了班级的外墙上。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们班这张大字报前面所提的意见，都没有明确指出所针对的老师，而最后那几句顺口溜却是指名道姓的。
我们班的那张大字报一挂出去，立即引起了男生们的兴奋，一个个仿佛一下子全部变成了坏小子，三五成群地对着谷易容等一帮女生喊：“体育老师卢鹏举，表面装得很规矩，托着女生来上杠，两只大手不老实。”女生们便拉下脸来，狠狠地说：“呸！臭不要脸！”男生们也不在乎，说：“再这么厉害，让卢老师给你补体育课。”楼道里不时响起一阵阵开心的笑声。
课间操时间，不知是谁，在那首顺口溜后面又划了一个圈，接着又不断有人在后面画圈，使那首顺口溜后面，毛笔的、钢笔的甚至有铅笔的，竟密密麻麻地画了一大片的圈，让人不知道是这些圈是因为有同样遭遇而表示是共同提出，还是附议或者支持。
在楼道里，我碰到了邓明玉老师，她叫住我问：“卢鹏举老师的问题是谁揭发出来的？”
我想起了昨天下午杨南雁说“不要告诉别人啊！”的话，支吾着不愿说。
她陪我走了几步，诚恳地说：“卢鹏举的问题由同学们揭发出来，这很好，说明通过文化大革命文件的学习，同学们的阶级觉悟有新的提高，敢于站出来与我们教师队伍中的坏人坏事作斗争。希望同学们能够进一步地配合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纯洁教师队伍。”
从小学到中学，虽然我对老师的话都是百依百顺，从未有过任何的忤逆，但这时我也只能说：“我真的不能说，不过，我可以问一下。”
这时，我们正好走到高一一班教室外，邓老师指着我们班的那张大字报说：“你看看，我们班的同学们在大字报中提出的问题多好啊：学校安排支农和到工厂参观，本意是培养广大老师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可是一些教师却逃避劳动，怕苦怕累，反映出教师队伍中所存在着的轻视工农，轻视劳动，不愿意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问题。还有这一条，现象是不尊重同学的自尊心，反映出的却是我们有的老师自恃是名牌大学毕业，存在骄傲情绪，忽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的问题……”这时，她突然站住了，目光停在了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圆圈上，眉宇间拧出了一个大大的疙瘩，半晌，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吧，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希望你能够站稳自己的立场，动员那个同学勇敢地站出来，与坏人坏事展开坚决的斗争。”
原先，我对写大字报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好象是学校每年都要组织的到乡下帮助人民公社进行麦收、到工厂里参观工人们的劳动一样，只是课堂教学之外一次一般的活动而已。邓明玉老师本来还是劝诫的口吻中明显多出来的训教的意思，让我有点忐忑不安起来，第一次感到事情可能并不如我过去以为的那样地简单，或许在日常生活的打打闹闹和嘻嘻哈哈之外，还有一种我从不知道的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
她接着说：“当然，同学们对这样的事情羞于启齿，现在还有顾虑，这也在情理之中，我不勉强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替同学们保密的。，我的意见，你认真考虑吧”
她神色严峻地走了。
下午上课的时候，各班的班主任便领着各学科的老师，分别到各班，针对同学们提出的批评意见，向同学们作检讨。象那天邓明玉老师一样，他们都表现得既诚恳而又谦恭。只是那支队伍中已经没有卢鹏举老师了。
放学的时候，便出事了。
学校的教学楼是一座新建的五层楼，这在我们那里是最高的建筑了，一至四层是教室，从初一到高一，正好一个年级一层，第五层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放学的时候，老师们和同学们都要通过楼梯走到一层，然后同学们从前门出楼回家，老师们则从后面的小门回家或者是到食堂去吃饭。平时里，大家都是一齐往楼下走，在楼道里相遇了，同学们都不会忘记问一声“老师好！”但那天卢老师从五楼下来的时候，同学们都远远地与他保持着距离，他走过去后，大家就指指点点，发出了一片“嘘”声，一些男生女生挤在楼层间的窗户口往下看。就在卢老师从楼后的小门走出去的瞬间，突然一碗墨汁“哗”地从二楼和三楼之间的窗口倾倒出去，不偏不倚地浇在他身上，又浓又粘的墨汁从他的头顶顺着脖梗淌下来，在那件白色运动衫的前胸和后背都留下了大片的墨渍。他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回过头，仰起脸来向上看。从楼上往下看，看得见的只是一张被污染而完全变形的脸，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脸上是什么表情。
我们班的那一帮女生，都挤在窗口上，这时她们一齐转过身来，背朝着窗外一起喊：“卢鹏举——大流氓……”
卢鹏举抬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