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把对事情的解决转化为对个人的处理上，这样就可以无限的转移问题、转化矛盾、让无限复杂的社会问题变得非常简单容易，丢卒保帅、牺牲极少数而成全绝大多数、丢弃不重要的而保全重要的……
让极少数个人（替罪羊）背负所有的罪责、承担所有的社会责任，这样因为众人一起打倒一个大坏蛋，貌似都变成了大好人——一个大坏蛋成就了一大群大好人。
因此，这种“对人不对事”管理体制的所谓问题的解决，只能够是治标，而无法触及根本。
比如，前几年政府部门非常流行的“临时工”现象，一旦政府部门出现重大问题，最后给出的解释总是：经过查实是该单位的临时工所为，已经被开除了，这样原来的政府机构就撇开了所有的责任了。
比如，最近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被中纪委调查，民生银行立即发文声明：行长被查系个人原因，与公司无关。
这样“临时工”和少数罪责的垄断者（替罪羊）被处理了，就保全了整个官僚体系和体制。
这就只能够是“治标不治本”。
这样整个管理体系和管理体系的绝大多数官员就总是好的、对的，即使组织机构出现重大过失、错误，也只是极少数个人的原因；官府的巨大错误也只是极个别官员个人的错误行为，与整个管理体系无关……
这样就让对复杂社会问题和事情的解决简化成对极少数个人的问责上（对人不对事），这样无论多么复杂的社会问题都非常容易解决了（其实问题、事情根本没有解决，只是表象上貌似解决了而已）——治标不治本。
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管人不管事，让所有事情和问题的管控权力高度集中垄断在极少数个人的手中，平时让他集中垄断所有的权利和财富（一把手责任制），有问题就问责他个人就可以了；这样管理起来就非常容易，其实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甚至真正制造事端、或祸端的魁首也可以逍遥法外。
这样有利益、有荣誉总是领导的、大家的，而一旦有责任、有问题、有错误就拿一些“替罪羊”来承担一切；这就是政治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游戏”。
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标本兼治的功效呢？
这就要彻底打破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社会体制。
只要社会体制一直都是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环境，那么无论官府是**的，还是清明的都只能够在“标”上面做文章，根本无法改变本质上的属性。
我们回过头来再分析“庆亲王”现象：
庆亲王是属于罪大恶极之徒吗？
貌似不是，他只是为个人和家庭牟取私利而已。
庆亲王的贪污受贿、和他管理工作能力很差的问题，上级领导不知道吗？作为清政府最高实权掌控者慈禧太后本人是非常清楚的，正如慈禧太后自己所说：“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因此，如果把“庆亲王”定罪为霍乱大清帝国的乱臣贼子，把他描绘成造成清朝**的祸国殃民的祸根的话，那么就很有点“替罪羊”之嫌了。
或者直白的讲，“庆亲王”现象是僵化的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体制下官僚的必然产物，铲除再多的“庆亲王”，只有是这种僵化的实体管理的官僚体制依然存在，就还是会有更多的“庆亲王”层出不穷，是不可能解决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的，也无法让大清帝国政府清明起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因果律的层面讲，不管“庆亲王”之流犯下多么大的过错或罪恶，都不属于事物的“因”，而只是“果”。
或者说他不属于起因或根本上的问题，只是“标”或者表层方面的问题，即他只是实体管理体制和制度下的必然产物，他不属于根源。
用现代官方的词汇来讲，他只能够算大苍蝇，而不属于大老虎；大老虎才属于祸首。
直白的讲“庆亲王”所有的祸首都不可能是“庆亲王”自己，而是来自实体管理的体制和更高的权利垄断者。他只是借助更高权势垄断者的余威，以达到他个人自私的目的；你可以说庆亲王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但是整个国家最大的“公”因为被高度垄断在极少数个人的手中，其实所谓的“公”也只是极少数个人的“私”而已，而所谓的“法”也是为了维护这些极少数权贵们而设定的。
这样说来，那些为所谓的“公”、所谓的“法”奉献牺牲的众多清官、臣子、民众，反而是损害天下真正的“公”，成全那些特权者个人的“私”而已；反而是一种罪恶了。这样说来，庆亲王何罪之有？
究竟什么才是“因”，才属于祸首的存在呢？
在封建王朝中大都采用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体制，即整个国家的所有权利和财富都高度集中垄断在国王一个人的手中，这个最高权力掌控者个人（皇帝或国王）才是“因”，才属于祸首。
晚清帝国最高实权掌控者是慈禧太后，整个晚清帝国是一个大我系统，这个大我系统的生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