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16.57%，而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0.09%，在整个帝国十五道中位居第一位。
虽然唐朝还没有gdp统计数据，但是古代一般用人口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帝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河北道的经济总量在整个唐帝国内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安禄山显然具备发动叛乱的实力，但是他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两个汉人的推波助澜使得安禄山最终走向反叛的不归路。一个是掌书记高尚。负责“典笺奏”，职责相当于机要秘书。一个是孔目官严庄。负责“治簿书”，职责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节度使任期一般为四年。而且许多节度使到不了任期届满便予以迁转。“不久任”使得节度使没有充分的时间培育忠于个人的军事势力。李隆基执政后期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出现了节度使长期不变更的局面。安禄山担任平卢节度使竟达十四年之久。
专任一道而互不兼统使得节度使无法培育与朝廷对抗的军事势力。为了便于协同作战，李隆基打破了不兼统原则。王忠嗣甚至一度兼统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道节度使。尽管如此，兼统两镇及以上的节度使人数仅占节度使总数的九分之一，而且兼统的时间一般都在三年以下。只有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达十二年之久，兼任平卢、范阳东三镇节度使的时间也达到四年。
李隆基之所以为安禄山打破长期形成的用人原则是因为他被安禄山的假忠诚蒙蔽了。
长期以来关于“番上”的理解受到《新唐书.兵志》的影响：“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吐鲁番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一组残文书明确记载：“身当今月一日番上,?配城西门”
其实列入兵部常规计划的军事值勤任务都可以称为“番上”，并不是所有的府兵无论远近都跑到京城服役。只有长安附近的府兵才番上到京城，听从中央军事机关南衙十二卫的调遣。
全盛时期，唐代共有633（一说634）个折冲府，都城所在地关内道就拥有288个。占到全**府总数的43.9%。
适龄的男丁强制性服兵役。服兵役不仅是时间的付出，体力的付出，更是经济负担。府兵从家乡前往服役地点不仅要自备基本武器，而且没有出差补贴，一般也不报销差旅费。
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农民手中的土地逐渐集中到豪强地主手中。再也负担不起沉重兵役的兵户纷纷逃亡。折冲府的兵员逐渐枯竭，因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南衙十二卫已经风光不再。
在府兵制逐渐衰落的同时，边疆军事斗争却日趋激烈。为了稳定边疆局势，职业化的募兵逐渐取代府兵成为边防军的主体。而京城和内地并没有迅速填补府兵衰落后留下的军事真空。
广大内地郡县只有在重要地区才有正规军驻扎，而更多的郡县并没有正规军驻防，仅仅拥有一定数量的郡兵，主要是团练兵。类似于今天的预备役部队。
唐帝国的军事格局由“内重外轻”逐渐变为“外重内轻”。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集中到边疆节度使的手中。
在安禄山的眼中，除了参与过政变外并没有实战经验的北衙禁军不过是些花拳秀腿之辈；日渐衰落的南衙禁军早已今非昔比；那些只能守城的团练兵更是一帮乌合之众。
安禄山之所以冒险走上反叛之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自己今后的生计甚至是生存考虑。
他那句“只知有皇上不知有太子”的话虽然为他赢得了李隆基的信任，赢得了李林甫的赏识。但却深深地得罪了太子。
一旦年事已高的李隆基驾崩后，他很可能会沦为权力更迭的政治祭品。
虽然安禄山的心中隐藏着叛乱的念头。可是良心未泯的安禄山本来想在李隆基去世后再发动叛乱。
我们难以准确地判断安禄山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反叛之心，但他的一个举动却足以证明他那颗本已不安分的心开始躁动了。那就是他让自己的心腹刘骆谷长期留在京师，刺探朝廷的各种情报。
如果说此时的安禄山还只是有了不安分的想法，仍旧在背叛与忠诚的艰难抉择中纠结着，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得他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无法回头。
天宝十年无疑是安禄山人生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叛乱已经不再是他的一个想法，而是开始低调地付诸行动。他之所以行事低调是因为他最害怕的人李林甫还活着！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二月，安禄山请求担任河东节度使的请求终于得到李隆基的批准，从此，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近二十万精兵全都置于安禄山的掌控之下。
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不可能长时间待在河东，所以他需要一个人帮他掌控河东镇的大权，最终选择了吉温。
吉温是善于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高手，所以他一直游走于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三股势力之间。
吉温曾经秉承李林甫的意志对太子进行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