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举动虽然给当时的河北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徭役，但利在千功万代，论起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后人少有能与之比肩者，可谓弊留当代，功在千秋。
运河修好后，在之后的几百年间还有效地分流了黄河水患，直到宋代发大水时，这条千里隋堤还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唐人皮日休曾寄宿汴水河畔，见运河之上船只往来络绎不绝，货船游船如织，天下繁荣兴盛与此河密不可分，便做了一首《汴河怀古》，以评述大运河开凿之功过。
此诗一成，天下传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不仅盛赞大运河对后世的积极意义，更将隋炀帝大修运河的历史功绩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评价可谓极高。
而所谓的“水殿龙舟事”，是指皮日休认为隋炀帝修大运河并非为了百姓安乐，而主要是希望乘龙舟去江南享乐，这却是皮日休在唐廷舆论的误导下产生的错谬见解了丹心一片隋炀帝力主开凿大运河，真正的动机有三点，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而绝非为了自己享乐。
然而由于李唐王朝十分成功地对他进行了丑化；加上隋末义军蜂起，所以一贯不问情由力挺农民起义的我朝自然也要将农民军的敌人杨广定性为大反派，便以被李唐王朝歪曲的历史为基础，进一步将他妖魔化。
于是如今的主流舆论对杨广修大运河均持反对态度，异口同声地谴责他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妄自大兴土木……而在这样的偏颇误导之下，当今大多数人根本不清楚大运河对后世中国的繁荣稳定有着何等深远的意义。
也不知道这项工程给华夏大地上历代千万百姓带来了1400多年的好处，更对杨广排除万难，不顾各方阻力坚持去修大运河的伟大魄力和长远眼光视而不见，反倒把大运河视为劳民伤财的暴君工程，认为杨广根本就不该推行，这无疑是非常不客观公正的一种认知。
其实在之前的各个朝代，大骂隋炀帝者都不乏其人，很多大运河的受惠者非但对隋炀帝没有丝毫感激敬佩之心，还把他建大运河的初衷曲解为巡游享乐，文人墨客们一边泛舟运河，赏景吟诗，一边在享受大运河之便的同时，高声詈骂隋炀帝这个建造者倒行逆施、不恤百姓，其“端碗吃饭，放碗骂娘”的无耻做派实在令人齿冷。
隋炀帝在初登帝位后雄心勃勃，颇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开疆扩土之外，对内更希望长治久安。在他看来，中国在之前已经历了太久的南北分裂，人心已散，国家的归属感不强，只有将南、北融为一体，才能有效地防止日后再行分裂，令华夏大地再次陷入内乱之中，给北方外族入主中原造成机会，再次上演“五胡乱华”时百姓民不聊生的惨剧。
而在杨广看来，修建大运河正是融汇南北最有效的方法。事实也证明，隋炀帝的眼光非常准确，在几大水系串通后，极大地增进了江南和江北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更大大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原文化被带到更北方和南方的同时，也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和南方的水乡文化引入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后来甚至还惠及到国际交流。
除了迅速破除了南、北百姓心中的隔阂外，大运河还大大提高了运送军队和补给至任何有潜在反抗危险地区的能力，加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
自大运河修成之后，北方的都城才能彻底将南方疆域纳入王朝的统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第二个动机是希望通过强化南北运输能力来提高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大幅改善民生和国力；同时还寄望于“以点带面”，带动运河沿岸的发展，这两点后来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人类文明向来是依河而兴，大运河出现后，直接导致了几十座沿河的城市拔地而起，直接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这些大都市的出现。
近千年来，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华夏后续的影响既深且远，这都是拜大运河所赐。北宋时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城内有数十万驻军、数百万户居民，每日所需的物资是个天文数字，这全靠汴河运输才能支撑。而汴河就是隋朝时开掘的通济渠，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运皆靠此一渠。
隋炀帝开凿运河，除了目光长远，欲建立泽被后世百姓的善业之外，还有第三个重要的目的，即要把江南的粮食大批运往北方，以便用来征伐辽东大国高句丽。
高句丽是当时大隋东面第二强大的邻国，屡屡犯境烧杀抢掠，在隋朝打服了突厥，并成功让其分裂之后，高句丽就变成了隋朝的首要大患，彻底征伐高句丽也就成了隋唐年间中原帝王的必修课。早在开皇十八年，隋文帝杨坚就曾遣高颖率三十万大军东征，但因军粮不济，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
有鉴于此，隋炀帝在立下征伐辽东的国策后，便将打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