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有时候大清朝的皇帝大臣说起跟外国人做贸易就牛逼哄哄地有种“我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的豪迈之气，声音大的跟今天的暴发户似的，其实多少有点打肿脸从胖子。
嘉庆朝跟跟洋鬼子做贸易的时候，京城的皇帝就对广州海关下达各种各样的指令，什么能进口什么不能进口都做了规定，比如钟表、自鸣钟这玩意少进口，咱们有日晷，漏壶，乡村里的百姓劳动看日出日落就行，至于八音盒，望远镜这类的东西尽量不进口，中看不中用，都是纨绔子弟的喜好，玩物丧志不说，关键这玩意不当吃不当喝的，不值钱的玩意价格卖的老高，拿回家玩上是十天半月就贬值了。洋鬼子光利用这玩意赚取我们的银子。
这多少也能折射出早在嘉庆时期，后“康乾盛世”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白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嘉庆朝白银价格暴涨，原来一两白银换一千个铜板，现在一两白银换一千二三百个都不止。如此一来百姓负担加重，因为老百姓完粮纳课都得先把钱换成银子，老百姓吃亏太多，物价再涨涨，百姓负担加重，负担加重再赶上天灾**就难免民心思变，社会安定团结就出现问题。
这事凭经验就能感觉的到，不用象今天那些故作高深的经济学砖家捣鼓出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名词数字来显示自己很牛逼。满清的官老爷们清一色的读道德文章出身，打小就练习做八股文，遣词造句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搞点微言大义都无人能及，但是让这些人正儿八经地谈点经济问题就显得多少有点可笑了。
官员们最直观的想法是为什么银子贵了？肯定是比原来少了，物依稀为贵嘛，白银这玩意不腐烂不蒸发怎么会少？肯定是外流出去了。外流从哪里流出去？肯定从广州呀，别的地方都四门紧闭，只有那地方门户大开跟洋鬼子搞贸易。这种想法在大清那些总督巡抚还有那些有资格跟皇帝上书的大臣里面很有市场。
早在嘉庆十九年的时候，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就给皇帝上书反应白银外流问题。苏楞额给皇帝上书提到了这么几个事。一是洋鬼子往外偷运成色十足的纹银，每年偷运的纹银数量不下数百十万两。二是洋鬼子从他们国家把大量成色低的银子做成洋钱，洋钱也叫番饼，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然后拿着玩意换成中国成色足的纹银。
洋鬼子的番饼好处很多，携带方便，规格统一，使用起来很方便。百姓交易时图个快捷方便，这样他们的番饼在东南沿海各地很畅通，后来甚至发展到广东的有钱人家里都贮藏番饼，中国人的纹银反倒不是第一选择了。
苏侍郎看来知道点粗浅的价值规律学所，供求影响价格，当一个物价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时候则价格上涨。洋鬼子看他们的番饼很受欢迎，索性坐地起价，原来成色低的番饼换纹银的时候还补补色，找找同样重量下因为纯度问题照成的价值差异，后来因为用番饼的越来越多，不仅不补成色了，甚至成色十足的纹银换取等量的番饼时还得加个七八分才能买。
一**商看到了其中的油水，索性不跟洋鬼子以物易物的正经贸易，忒麻烦，干脆倒卖番饼。不知道这算不算开启了我中国人民倒外汇玩金融的先河，这让苏大人非常气愤，真是个岂有此理了。
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吹胡子瞪眼的给两广总督，海关监督赶紧查清楚是不是有这么回事。两广总督赶紧叫来直接跟洋人做贸易的广州十三行的总商伍敦元、卢棣荣询问，然后吩咐他们回去调查苏侍郎举报的问题是否属实。
为什么官府里的人不亲自去调查呀？因为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地位本来就不高，那么来自蛮夷之区的外国商人的地位自然更成问题了，大清政府为了威严和体面起见，绝对提倡政府和海关官员与这些犬羊之性的外国人直接接触。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得通过广州十三行，洋人在中国的贸易或者外事交涉之类的事情都得靠十三行。
两广总督在这事上犯了个错误，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和外国洋人属于利益共同体，他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让行商去调查就跟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结果很难说公正，事实也果然如此，他们调查以后回来给总督大人复命：这事绝对没有。
伍秉鉴说首先洋人私运白银这种玩法在他们这里就通不过，大清朝有规定广东海关交易只能用货物换货物，而且金、铁、铜、铅这类金属不能当成商品交易。偷运白银是违法勾当，挣钱不挣钱不先说，大清法律规定，广东十三行的行商为洋人做保，到广州做买卖的洋人必须有光广州十三行做担保才行，洋人在中国犯了事，政府首先会从十三行这些行商身上开刀。所以他们这帮人有家有业的哪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借他们胆子也不敢。
伍秉鉴把跟外国人的交易细则跟总督大人做了汇报：大宗商品以物易物，偶尔一些零零碎碎的为了方便就用洋钱结账，一块银元换七钱二结算，都谈不上加补。洋人的番饼煎试比较，纯度和中国的纹银差不多。
另外他又拿出来这两年的账本子用数据说话：嘉庆十七年进口货价一千二百七万余两，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