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过这样的日子，母亲还是整天为吃的发愁，因为那几包被水泡过的麦子也快吃完了。母亲常去河边买一些杂粮，还有最便宜的米，大概一毛多钱一斤的那种，烧稀饭熬不成汤，蒸米饭粘不到一块，吃到嘴里沙沙的，我整天吃不饱，一是咽不下去，二是做的不够吃，我也不想吃。更可怕的是我的零花钱彻底没有了。也就是卖完骨头的第二天，母亲刚从地里回来，她要上街买菜，一时没有找到零钱，就想到了三哥昨天卖骨头的钱，就找三哥要，三哥很不情愿地把钱掏了出来，又很不甘心地对母亲说：“卫东和刚强他们几个去跟更新推牌九，输了好几毛钱。”母亲的反应很快，三哥的话还没有说完，母亲已经揪住了我的耳朵，一把把我拖到床边：“还有多少钱，快拿出来。”我吓得浑身一抖，乖乖地把六毛钱从枕头下摸了出来，母亲一把抓过去，戳着我的脑袋骂：“死鬼娃子，钱多得很，敢跟人家大人赌博，你想死了，你个败家子。”她挎着篮子往外走，最后又骂了一句，“本事真大，连个媳妇也娶不上，就知道骗小孩的钱，穷疯了……”我知道这一句话不是骂我的，可是钱真的没有了，我辛辛苦苦攒下的九毛钱，一个糖也没有吃到嘴，又变成穷光蛋了。从那以后，又是一整年，我的口袋里再没有一分钱。
不过也有让我惊喜的事儿，有一天父亲拿回来了一身新衣服，有点像绿军装，还有帽子，帽子上有个小红五星，衣服上还有一个假口袋，假口袋上别着一个**像章。三哥试着穿了一下，正合适，他立刻就脱掉了，摇头说不要。我欣喜若狂，一下子全穿上了，帽子也戴上了，有点大，那也不舍得脱，让我意外的事还有一个小皮带，扎在腰上更神奇了。我挺直着腰杆在院子里逛了好几圈，三哥很不屑地撇着嘴说：“屎壳郎穿花褂——臭美。”
我也不管这些了，跑出去炫耀了一圈，路边的大喇叭里又在喊**的思想放光芒，说批林批孔，说阶级斗争，说反革命分子，最后又多了一个话题：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街上的红旗又飘了起来，标语也贴了出来，又有人游街了，一下子想起几年前爷爷游街的事儿，这一次是不是又要让爷爷游街，我开始担心起来。也许是因为爷爷游街的原因，我一直不认为那些游街的人是坏人，我想我爷爷不是坏人，他们也不应该是坏人。游街批斗只是偶尔的事儿，下地干活挣工分才是正事。像舅舅那样挖茨河的人还没有回来，队里的劳动力不够，男女老少都很忙，农业学大寨的精神要落实到行动上。
粮食不够吃，上面会给一些救济粮，不过你得拿粮本去粮站里拉回来。母亲偶尔还是回去河边买一些杂粮。周成侠大婶刚过完月子，在家里带小孩。母亲会和田淑珍去河边买粮食，有时我和建红也会跟着去玩。从天马街往南一直可以走到河边，这也是大哥和周围的邻居挑水的固定路线。这条路在煤站的西侧，粮食行沿着煤站前的大堤向东一直到祠堂的前面。来这儿卖粮食的多是河南过来的人，他们那边的地多，有多余的粮食，还有卖柴草的，其它的东西也有。这一天我和建红跟着大人来到河边，母亲在那边挑拣粮食，我们俩就在大堤上跑着玩。煤站内的两座大煤堆比年前小多了，过完年，各个窑场都开始烧砖，正是用煤的高峰，煤站的煤堆也迅速缩小，现在还有几辆架子车在里面装煤，远没有背集卖煤的人多。河水很浅，就在河底上一点点，跟去年发水时没法比，岸边停着一排木帆船，船帆都已收起，只有桅杆高高地矗立着。河边种着很多垂柳，有的树上已经长出嫩嫩的新叶。
对我们小孩而言，这河边也的确没有啥好玩的，不单是这里，别的地方也一样不好玩。我们跑到祠堂前面的大堤上时，见到那位雷洪魁正提着大称给人称粮食，他的秤杆上也打了两道铁箍，一看就知道也被人掰断过。他秤完粮食，就拎着大称在那里给人算账。他的嘴皮子动的很快，正算着呢，手上的大称被人一把夺了过去，他一回头，见是那个上海青年小严，他愣了一下，扑上去就去抢那秤杆。小严显然是个熟手，一下子就把那秤杆给掰断了。雷洪魁的这杆秤很粗，就小严那细胳膊还真掰不断，可惜的是他这秤杆已经被掰断过一次，是用铁箍接上去的，用手一掰就断。小严把秤杆掰断了似乎还不解恨，又要再掰，雷洪魁扑上去一把夺过了一截称稍，小严也愣了一下，倒退了一步，见雷洪魁又扑了上来，他猛地一甩，把那半截带秤钩的秤杆扔下大堤，咚地一声掉进了下面厕所的粪坑里。
“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他举起手里的半截秤杆就要打，小严吓得又退了几步，这小严可不能打，别人一见赶紧拉住了，手里的半截秤杆也被人夺去了。小严指着他大叫：“你……你想造反，你是反革命，我要把你关起来。”小严可能也被吓坏了，把反革命也叫了出来，一个称称的行务实在是配不上。雷洪魁的双眼都红了，他破口大骂：“你个小兔崽子，我靠你祖宗。”他弯腰拾起那个大秤砣，高高地举了起来，“我砸死你个小王八蛋！”照着小严的脑袋扔了过去，那秤砣实在太重了，雷洪魁又被人拉着，秤砣落到小严的脚边，把地面砸了个坑。小严吓得转身就跑，跑了一段路，才回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