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打好的当天晚上，母亲便掺上酵子和了一大盆。我们家和面用的是那种很大很重的大红陶盆，这种盆在我们家里有好几个，过年炸馓子、炸丸子、做菜等都用这个东西。也许是那红红的面没有营养了，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那一盆面才完全发酵，母亲在案板上揉了好半天，切了一案板的生面块。还是由我来烧锅，水烧开后，生面块下锅，盖上锅盖，压紧，又烧了一会儿，我们期待的馍馍的香味没有出来，却是一股股越来越浓的糠味儿，中间还有一些酸味儿，我也担心这东西不能吃。
开锅的时候，馍馍还是那个样子，只是表皮泛着暗红色，端到桌上，我还真吃了一个，味道还可以，只是嚼起来沙沙的，下咽的时候噎得慌，那一股糠味儿让人难受。吃一回两回还可以，要是天天吃那可真受不了。可我们家就是天天吃，一连吃了十几天，到后来我一闻到那股糠味儿，嗓子里就像堵了一块石头，立刻饱了。有一次母亲还试着用这种面擀面条，没有下锅时还有个面条的样儿，下到锅里一煮全散了，母亲又不舍得用油用作料，那味道可想而知。母亲是很节俭的人，见我们不吃就大骂不止，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全吃了。这些饭母亲是不会给父亲吃的，母亲会单为父亲蒸一些白面馍，单炒一点菜给父亲吃，这也是我们后来最羡慕父亲的地方。
对门二叔家的麦子一直没有吃，他们主要吃一些杂粮，红薯片，还有救济下来的东西。见我们家吃了，他们也淘洗了一些，打成面掺合着杂面一块吃，有时我们两家的孩子还拿着馍相互换着吃，最终只有一个结果——都很难吃。
各家的房子都盖的差不多了，都是很简单的矮房。由于电线没有拉好，发水后一直都用煤油灯，蜡烛那东西太贵，一般人家用不起，有的人家为了省煤油，也是为了省粮食，一天只吃两顿饭，天一黑就早早地睡了。后来我曾听一些人说过，由于没有吃晚饭，肚子里没有东西，饥肠辘辘，夜里根本就睡不着，只能瞪着眼看着黑乎乎的夜。我们家的三顿饭还是有保障的，兄妹们都能睡着，就是我睡不着，因为天越冷我尿床的毛病就越严重，尿完之后，被窝里又湿又冷，根本就睡不着，只好像小狗一样死命地往一块蜷，第二天又不敢吱声。母亲是知道这些的，只要我一起床，她就要先看一下我的被窝，如果尿床了，就要先挨一顿骂，然后把我的被子挂到院子里晾晒。三哥总会一巴掌打过来，骂我一句“尿床精”。对门二叔也会过来拿我取笑：“哎哟，今天卫东又画地图了，你这画的是中国地图还是世界地图？”此情此景，我总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冬天里，尿湿的被子本来就不容易干，赶上阴天，那就更麻烦了，还要拿到灶膛里去烤，不小心还会烤糊。我盖的被子总是最破、最脏、最烂。
天气越来越冷时，镇里的电工又来安电了。主街道上的电线杆都是水泥的，没有受到损失，像银行里的电，在我们搬回来不久就恢复了。天马街的电线原来都是钉在各家的山墙上，现在再盖的房子太矮，不能钉三角架，只能埋上几根木杆子，拧上瓷壶，把电线从南街口的水泥电线杆上拉过来。来为我们安电线的还是镇子上的那个李继洲，还有我后来的三姑父李庆云。他们的任务好像很重，把电线拉到各家的房子里，钉上电闸，安上保险他们就不管了。这以后的事情难不倒我们家，我们的母亲很勤劳，我们兄弟几个也是勤于动手的人，大哥在卫生所上班，白天没有时间，二哥虽然只有十三岁，一样可以把灯泡、灯头线、开关有条不紊地连在一起，然后踩着桌子凳子钉到房梁上，闸刀一推，开关一拉，电灯亮了，这让周围的邻居对二哥刮目相看，对门的二叔家，还有张景斌叔叔家都是二哥帮着安的。二叔里面的张广亮家的电灯，是那个李继洲认认真真地全部安好的，连我家前院西侧的张景超家的电也是他给安的，原因是有人在给他提亲，他看上了张广亮的二闺女。
电安好了，家里的客人也来了。来的还是我们家的恩人，不单是我们家的恩人，还是二叔家的和张景斌家的恩人，他就是河南吴岗子的吴兴初一家。他们是来赶集为那个小女孩买套棉袄的花布的，顺便到我们家认认门。母亲见了他们很热情，嘘寒问暖了一阵子，二叔的母亲和张景斌也都来了，并热情地请这一家到他们家里去。那位吴兴初叔叔一直推辞。母亲也说：“这是兄弟第一回来，就在俺家里住下，下一次再来就去你们家。”他们又寒暄了几句便都回来了。
母亲为他们炒了几个菜，父亲也很热情地陪着他们吃饭。父亲为这位吴叔叔倒酒，他很坚决地推辞说不会喝酒，父亲有些惊讶地问：“年轻轻的，不会和酒吗？”吴叔叔说：“一直都没有喝过。”父亲说：“不喝也好。”于是父亲也不喝了。吃完了饭，父亲急着上班去了。二叔的母亲和周成侠大婶也来了，又和他们说了很长一阵子话，他们俩口都很厚道，又不善言辞，大多是问一句答一句。晚半晌的时候，他们才离去，几个女人把他们送出很远。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他们又来了，这一次只来了女的和小女孩，母亲依然很热情。二叔是母亲和周成侠大婶依然过来请她们母女过去，结果还是被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