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的母亲忙笑说：“这么多小孩，一圈下来，一包饼干就没有了，二平说这饼干是部队上专门做的，咱也没有见过，反正商店里卖的没有这么大的块儿。”母亲抓着那干瘪的纸包说：“说的也是，以前我也没有见过，你看，那商店里就是有，咱也买不起呀。”二叔的母亲又说：“那个王国强跟你家关系还真好，还单安排张景富送来了两包饼干。”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这有啥好的，他是区长，咱是老百姓，还不是以前我也在大队里当干部，经常去区里开会，这不就熟悉了吗，还有，他是民兵营长，一到民兵训练时，银行里就把他大哥给弄去了，他大哥以前就是民兵，这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也算是他大哥的老领导了，他大哥又不是那刁滑的人，他才不会去巴结那些当官的呢，王区长的脾气也倔，他两个对脾气，要是别人，才不理他大哥那样的人呢。”周成侠也说：“我看也是，这王国强就是倔，那一天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他过来就把那两个人关进了班房，要是别人才不管这事呢，你想呀，都是街面上的人，得罪了谁都不好过。人都说王国强是个孤儿他个子咋那么矮，是不是小时候饿的？”母亲一下子笑了：“那也是他天生的，他呀，就是个孤儿，人家都说他是跟着刘伯承的部队走的，那时才十五六岁，又瘦又矮，要不是孤儿，人家还不要他呢，要是有爹有娘，也不能这么小一点就让他跟着部队跑。这家伙也是命大，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好好的一个人回来了，还当了区长，这也是命呀。”二叔的母亲也说：“人家参加过抗美援朝，回来当上了区长，那个张景明也参加过抗美援朝，你看现在成了啥样子了，真是可怜，一间破茅屋，连一张床也没有，一家人都睡在草堆里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他那个大闺女又瞎又傻十五六岁了，连个路又走不好脑袋还一摇一晃的，难说呀。”二叔的母亲说不下去了，周成侠又说：“那他怪谁呢，听大玲他爸说，他回来时也是当官的，那官比王国强还大，吃香的喝辣的，天天有肉，还有人说他家的鸡吃不完都往茅坑里扔，还不是……是什么，是不是把什么文件给弄掉了，就让他回家了，说的这还是照顾他有功，不然还要坐牢呢，他是啥三等功，他的脚趾头就是在朝鲜冻掉的吧？”母亲忙抢着说：“是呀，我看过他的脚趾头，大拇趾齐齐地掉了，还有两个脚趾头没有趾甲盖。”母亲比划了一下，继续说，“他那老婆也是的，男人不干活，女人也不干活，天天都在家里闲着，那个擀炮的老宋不是她爹娘吗，现在都跟仇人一样。”二叔的母亲说：“那还来往个啥，听说他当官时鸡鱼肉蛋都往茅坑里扔，也不拎给她爹娘，你说她爹娘能高兴吗，那老宋一家也可怜，她那老娘59年也差一点饿死……”
大人们就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越聊越多。我们小孩子也没有兴趣去听，不过那个张景明我是认识的，说起来也要叫一声大叔大婶。张家在永安城是大姓，原说的东五门西五门，是同祖同宗的一个大的家族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外还有很多外来的张姓，辈分也不乱，那个张景明就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份子。从我记事时起就觉得这个人很可怜，非常可怜，一间临街的门面房，又矮又破，倚门支着一口破锅，靠着里面的墙角铺着一层麦草，堆着几床看不清颜色的破被子，一家人就睡在那一堆麦草上。那个张景明的年岁比父亲大了一些，他参加抗美援朝时，我父亲只有十七八岁，他的个子和父亲差不多，中上等的个子，四方大脸，眼睛也很大很亮，腰杆也很直，猛一看还真有几分当官的样子，只是那一身衣服又脏又破。他的老婆很瘦，脸上好像有几个麻子，眼睛总是红红的，好像老是在哭，最大的特点是她留着一个长辫子。在那个年代，女人一般结婚以后，很少留辫子，因为有人说女人结婚了再留辫子，妖里妖气的不正经。她的辫子却很长，快到腰窝了，可惜的是那条辫子上沾着麦草，脏兮兮的让人看了难受。他们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大闺女十五六岁的样子，又瞎又傻，拄着棍子走路都不稳当，摇摇晃晃的，有时白天也躺在那一堆麦草上睡觉，脑袋下面好像没有枕头，脑袋老是晃来晃去，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着些别人听不明白的话，老二老三都是男孩，都比我小，老四是女孩。也许是常年不洗脸的原因，一个个的眼睛好像老是睁不开，眼角总是挂着眼屎。就这样的一家人，就是这个张景明，以前居然那么风光，官当得比王国强还要大，真是看不透。
昨天上船时，母亲和王国强打招呼，我还真有些为母亲自豪，她居然认识这么大的官。这时我终于明白了。母亲在生产队里是个干部，这个我知道，没有想到她以前还在大队里当过干部。银行里有一杆枪，我是知道的，还经常放在父亲的房子里，父亲擦枪时我也见过。在我当时的印象里，背枪的人都很威风。跨盒子炮的人那就更威风了，那肯定是当官的。不过我父亲不是当官的，他只是银行的职工。王国强是解放前跟着刘伯承的部队跑的，我父亲是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说起父亲是怎样进入银行工作的，这还真沾上了爷爷的光。爷爷是拉壮丁时被国民党的部队抓走的听说他在部队只待了一年就生病了，一条腿都要瘫了，人家就让他回来了，爷爷回来养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