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过负面的人有点惊慌失措，个别新朋友吓得脸色发白，身子在发抖。登记和录像完了以后我们都被驱赶到楼下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站着，有很多公安和工商人员看守，谁也别想逃跑。
我们几十个人分别上了早已在此等候的两辆大巴车，幌幌悠悠的被拉到了随宁市工商局大院，又被分割成几小块在那蹲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每个人都像待宰的羊羔一样听候发落。一个个新老朋友被叫到楼上隔离询问，每个人下来以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中午下班有人轮流看着我们，不吃饭，不喝水，就在那蹲着。到了下午询问继续，我带的那个新朋友和几个老朋友被指定在一个停车房里，这时有一个工作人员把我带的那个新朋友带走了，我心想这回真的要完了，他刚到，什么也不知道，肯定会把我给供出来，果不其然，不多一会儿，我带的这位新朋友就下了楼，直向我在的位置走来，后边还跟着一个人，我猜到一定是冲着我来的，在新朋友的指认下，我被那个工商人员带走了。在走之前，因不能互相通气，也不知道被叫到楼上都问些什么？该做那方面的准备？所以心里没有一点底。
我跟着那个人走到工商局办公大楼电梯房，上了五楼，拐弯来到一门前，看门牌我知道是副局长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在无聊的看报纸，我被带进屋时，他只是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带我进来的那个人转身离开，我主动坐在硬板沙发上，问那个年轻人是否允许吸烟，他点点头。坐了很有一会儿冷板凳，走进来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胖老头，挺着大肚子，一副贪官相，我估计他就是这位副局长。他坐下来以后，说话并没有一点严厉的味道，只是让我主动把口袋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办公桌上；一部破手机、一个小电话本和几元零钱。他开始对我进行询问；姓名、年龄、住址等，他重点是问我是谁把我骗来的。关于这一点，行业有特别规定；遇上负面，推荐人的姓名死活是不能告诉他们的。我清楚这位副局长问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只是走一下过场，他让我在询问记录本上签了名。到了这个时候，开始的担心害怕感觉是有点多余。
这一关本来到此应该算是过去了，可又发了一个大岔子，这位副局长无意中翻看了一下我的电话本时，眉头立即蹙了起来，他开始翻看我电话本时，我心里就惴惴不安，知道本上有表弟的名字和电话，如果他发现了本子中的秘密，里面的表弟正是他们和警方苦苦要找的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开始认真起来，讯问我与表弟是什么关系和表弟的去向?无论他怎么逼问我就是坚持一句话；不认识表弟，电话是别人抄给我的。结果他一无所获，罚我站了一个多小时，并给我认真分析了这个行业的社会危害性和最后结果，还给我有选择的读了一段国家关于对于这个行业的禁令。当时他的话我一点也听不进去，认为他是我们成功路上的最大障碍，只有表弟的话和行业的未来才是对的。最后还是让我下了楼，走时还把手机和几元钱还给了我，只是把电话本留下。
下了楼以后，大家都被集中在大院里，排成方队，先有一名工作人员给我们训话，随后他拿出一份报纸给我们读一遍，他读的原来就是《随宁日报》关于那次二章伟老爸跳楼事件的报道。文章篇幅不是太长。几分钟就能读完。他让从第一排第一个人开始，每个人站出来面对着大家读上一遍，我站在第二排的第一位，当临到我读时，我说我的眼睛老花，看不清字，他又让我找个人代读，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气得没办法，就把一个叫任辉光的老板掂了出来替我读，任老板是个老“负面油子”，工商部门的很多人和警察都认识他。有一个叫张见博的老板因所谓的不听话，还被他们狠狠的揍了一顿，从我往下就没有再让人读了，大家对他们暴力执法表示抗议，他们也担心我们把事情闹大，也就停止了训话。
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她们开始逐个问我们有没有被子和路费？我就上前弟一个答道；没有。我在团队里给人的印像是岁数大，有学问，当过干部，说话有份量，在老板中是个领头羊。大家听我回答没有被子和路费，都跟着说没有。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自己买车票回家，这回他们真的没招了，我们这么多人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最后就用车把我们这一帮子穷光蛋送到随宁市社会收容站。车到了收容站大门口停下了，我们发现负责押送我们的人与收容站的工作人员发生激烈的争吵，很明显，收容站不愿意收容我们这些人。但是，最终还是把我们塞进了收容站的院子，几十个人把收容站的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吵闹着一天多没吃饭了，要求他们给弄饭吃，并要求找睡觉的地方，已经是七八点钟了还没有结果，大家干脆就跟他们来个孙悟空大闹天空，有的躺在沙发上，更多人坐在或睡在办公桌上，门里门外都人，大吵大闹，要吃要喝，把两个值班的工作人员气得七巧生烟。没办法，有一个岁数大点的人大声吼道；说我们不属于救助对象，并用手指着墙上张贴的国家关于收容法规，一条一条的念给我们听。因为我在家时知道一些有关收容的法规常识。所以我看时机已成熟，就带头对工作人员说；“我在这里有亲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