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诗人杨万里(1127--1206)，曾有诗曰“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道出了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足鼎立，名闻天下，它们都曾是苏轼被贬到过的地方，真是“东坡到处有西湖”。
这杭州西湖就是浙江杭州的钱塘湖，这是苏轼在北宋元祐五年(1090)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构筑“苏堤”，在城西保留了这个大水洼，后，遂称此处为“西湖”。
这颍州西湖就是安徽阜阳城西9公里处一东西几百米宽、南北约3。7公里的南尖北宽呈胡萝卜状的大水塘，原是三十里河的一宽阔处，此湖周长约11。5公里，湖面约5。74平方公里，水深1-2米。这是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时，以其一贯的性情，在颍州留下的景观工程、风月工程——颍州西湖、颍州苏堤。
这惠州西湖就是广东惠州的罗浮河边的一段积洼，叫“丰湖”。湖东西最宽达10公里，南北最长达8公里，面积最大时有10平方公里。这湖始建于北宋。州守陈偁最早经营西湖，他“引湖灌田，兼鱼、藕、蒲、苇之利”，使西湖“施于民者丰”，被称作丰湖。同时还在湖上筑堤造桥，修建亭榭，使丰湖当时被誉为“广东之胜”，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苏轼以宁远军节度副使被贬谪到惠阳（即今广东惠州市），他把丰湖称为西湖，一来湖位于城西，二来也因惠州的这个湖使他想起了的自己熟悉的杭州西湖、颍州西湖。以后，惠州西湖就叫开了，惠州西湖也有了“苏堤”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轼刻意经营，又为后人一再称颂的这些“西湖”的客观功能、社会作用、在苏轼生活中的历史地位。
王木木认为，三“西湖”都有不错的景观功能，“西湖西子比相当，浓抹杭州惠淡妆；惠是苎萝屯里质，杭教歌舞媚君王”。杭州西湖浓艳而具有暖意，象雍容华贵的少妇，人称“吴宫之西子”；惠州西湖淡雅而清新，象天生丽质的少女，自然清纯，有“苎萝村之西子”的美誉。而对于“颍州西湖，苏轼自己说：“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在他眼里，6。39平方千米的杭州西湖和5。74平方千米的颍州西湖、周长15千米的杭州西湖和周长11。5公里的颍州西湖、都有着“苏堤”的两城西之湖是“未觉”“谁雌雄”的，当然，这是指其景色，指其能供人游赏、消遣的功能。
所以，那三个“西湖”，对于一个政府、一任领导，都是一项抓眼球的形象工程，都是一个显性的政绩项目。人来客往，领导下来吃个茶、听个曲；朋友过来睡个觉、同乐乐，都是不错的平台。但是，对于国计民生，那个年代，没有旅游业，没有为旅游业主动配套的第三产业，所以，其时，其景观功能对鸡的屁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一般，我们对于江湖河海的工程，都是从水利的角度去评判其的成败的，比如都江堰，比如郑国渠，景观是副产品，不是主导目标。对于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湖而言，三西湖都不具有农田水利的功能。
杭州西湖是声称为了保城而疏浚的，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本来就与农业无关；颍州西湖与颍河的大支流泉河相连，泉河是淮河的一级支流沙颍河支流，水量充沛，水流稳定，原是天然湖，在水利上，原有的蓄水防洪功能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非后人人力所为；而惠州西湖它更是与东江紧接，从大局看，它在东江之滨，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它南临南海大亚湾，所以，这里的水利之务，与惠州西湖也没什么大关系。
在交通上，同样能由对杭州西湖是湖而非河的本质出发看，颍州西湖与惠州西湖它们的苏堤及各桥，也主要是景观功能，没有本质上的大交通物流功能。何况，与杭州西湖比，颍州西湖那么细长，惠州西湖那么不规则，这交通问题本就不是苏轼的工作目的，他刻意是要有水、有船、有船娘、有花船满目。
其实，王木木知道，除了杨万里所说的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西湖外，中国的三十六个西湖中与苏轼直接相关的西湖还有雷州西湖。
这雷州西湖就是广东湛江雷州的罗湖，始建于北宋，后因宋绍圣七年(1101年)苏轼从惠州贬移檐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两人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醉游山水，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掸寺休憩，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此书就。后，罗湖便因苏轼的“西湖”情结，也更名为“西湖”了。
看看这些“西湖”，劳民伤财后，功成名就后，苏轼都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在杭州西湖，苏轼很是qíng色满西湖的。西湖既成，苏堤既成，景观既成，官妓现成，旧好新生，自评“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于“政”“无术”，所以，粉他的人悠着点吧。
至于苏轼的“心”“在民”之“民”，并非是“忧国忧民”之“民”，所以，粉他的人别用这个当作盾牌来顶他。编织这面盾牌的“民”不是“工农兵”，也不是“农工商”，而是“仕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