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李二人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下了许多工夫，有了初步结果，就写信向中央报告“此间各情颇顺适”。还报告“《晨光报》此报的销数在哈埠现已占第一位，一个月以后，可归我们主持”，“通信社现已有了两个办公处，电话等都全备，与无线电收发处合办。仍加力进行津贴，俟根基在握，在此希望再调一同志来专办，以保持这块招牌”，以前担心我们“被驱逐出境，但以现状而言，尚无此等能人”，表示了对环境安全的信心。
陈、李二人向中央报告不到20天，李震瀛担负一项重要任务，护送中央来的黄镜通过满洲里去苏联。一路上他不断思考着下一步怎样开展工作的计划。李震瀛不曾料到，在他登上火车前赴满洲里以后，韩庆昌在《哈尔滨晨光》报馆讲了请李震瀛主持《哈尔滨晨光》报的决定。此言一出，四座惊愕，一片哗然。11月20日，《滨江时报》等报纸刊登出由“滨江商会、晨光报社、袁世安、张树屏、于芳洲、石皎然、孔弼卿、沈矫如、姜文景”署名的《声明广告》，表面意思是不许韩庆昌“擅动”报社资产，实际上是驱逐韩庆昌的集体声明(晨光报社成员共8人，除韩庆昌外，其余7人全都签名)，这个《广告声明》在哈尔滨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给韩庆昌、陈为人、吴春雷造成极大的冲击，猝不及防，十分被动。
原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初陈、李二人来《哈尔滨晨光》报社工作，不要薪水，就是超乎常人常情的。他们是好人又肯干，应是没得说的。但他们的生计如何维持?晨光报的同仁对此难免不投以不解的眼光。陈、李二人与韩庆昌关系日益密切，同仁会不会想到原来不一定很有威望的韩社长对二人生计别有资助。陈、李二人知识、智慧、能力超出常人，晨光报社的同仁会不会在羡慕的同时也生一丝妒嫉?平时在稿件认定、处理方面，陈、李二人多得韩庆昌的认同和肯定，因而同仁对陈、李二人的观点会不会也有某种矛盾和不一致，时日一久，因素积累，尽管陈、李二人彬彬有礼，常以《哈尔滨晨光》报记者名义在社会上活动，但是，晨光报的原有同仁并不一定把他们二人当作报社内部的人员，甚至可能会认为他们属于外人，然而这一切，韩庆昌、陈为人、李震瀛并没有特别注意和察觉。另一方面，韩、陈、李、吴成立哈尔滨通信社，竟没有吸收《哈尔滨晨光》报社的同仁参加。他们把哈尔滨通信社的两个办公处都设在报社以外，晨光报的同仁难免不产生韩庆昌要甩开《哈尔滨晨光》报社，自己欲谋大作为的印象。对于晨光报同仁“凭依报馆以谋生计”的心理，特别是报纸销量居哈市各报销量第一的时候，报馆同仁更重视切身经济利益的现实，韩、陈、李似乎并未特别正视。所以韩庆昌决定《哈尔滨晨光》报由李震瀛主持时，报馆同仁立刻产生了他们生计所赖的报馆被外人夺走的危机感，认为陈、李当初不支薪，为的是如今全盘拿走报社，因而产生了很大的“恶感”。于是，报馆的7人找原投资方以印刷机、铅字等不许“擅动”的方式联合发表《广告声明》四条，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韩庆昌遭此突然打击，乱了阵脚，焦头烂额，举措无主。李震瀛去满洲里，哈尔滨通信社的采访新闻中断，哈尔滨无线电台送来的国外新闻电稿也无人翻译了。电台的戴某，连连在收发处找不到哈尔滨通信社的人，影响了无线电台播发新闻稿，更影响了广播无线电台新闻节目的播出。戴某曾请无线电台的人员自译所收来的外文稿件作为补救措施，并屡屡提醒韩社长，也无适当回应。李震瀛由满洲里返回哈尔滨以后，韩、陈、李讨论出事原因和对策，几天内并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923年12月1日，韩庆昌以《韩迭声启事》的方式，在《滨江时报》上宣布“自本月一日以后，迭声对晨光报社任务特恳请石皎然君负责任。以前迭声经手事宜，自应负相当责任，决不敢推诿”，退出了晨光报。这样，《哈尔滨晨光》报就又被韩庆昌“一女许两家”，先讲由李震瀛主持，又谈恳请石皎然负责，问题反而被激化。本来陈、李二人想要“静以待动”渡过这一难关，结果反而“情势见恶”，传出如果韩庆昌“一女二许”就要诉诸司法的消息。为了避免勾起往事惹来新麻烦，党组织做出“不得不暂时停止一切工作”的决定，安排陈、李二人离开哈尔滨去外地工作。
此前，¨月3日，东三省保安司令命令新建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临时军事无线电台，刘瀚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忙于解决各种技术问题。接着，刘瀚又去黑河处理那投资1万元建设的黑河无线电台所发生的技术故障。12月中上旬，刘瀚在返回哈尔滨途中患了重感冒，在家休养数日。哈尔滨通信社发生的重大变故，韩庆昌没有了陈、李二人在哈埠的新闻采访，特别是失去了翻译无线电台收来的外文电稿的能力，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表明“同人方”自动退出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当初达成的协议，加之陈、李二人已离开哈尔滨，自己又被《哈尔滨晨光》报同仁所弃，不好意思去见刘瀚，这样双方的合作不了了之。刘瀚得知此事时，深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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