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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兰的手在擅抖，大颗大颗的眼泪掉在情书上,问号,感叹号一串一串的留在信纸上.她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热热的,烫烫的,眼睛红红的。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大课让她感动了，让她有勇气继续把信读下去。
“玉兰，我爱你！
“两分钟后连长也负伤了，全连伤亡人数十分惨重，敌人还在继续向我们连驻守高地进行猖狂反攻。重机枪手李明身中数弹，他闭上眼睛，紧握重机枪像雕塑似的神态庄严益立地在阵地上蹲着，向敌人阵地射击的动作是哪样威猛，仿佛手中的机枪仍然在射击，发出闪红的火光。刘峰忍着伤痛，把李明背下阵地，然而他毫不犹豫地接替了重机枪手。
“刘峰同志打得拘谨顽强，连续打退敌人十几次猖狂反攻，他紧握机枪坚持到最后。当我们在清理战场留下的遗物时，发现刘峰的阵地是一片焦土，敌人的燃烧弹把机枪烧变了形，阵地上浓烟滚滚，散发出烧焦了的尸体味。我们找遍了整个阵地也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其它战士的遗体残缺不齐，肌体肢离破碎，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最后，我们在距离刘峰十多米远的地方找到半张带着血迹的照片。这张照片是……
“连长给我们讲到这儿强忍着悲伤再也无法往下讲——他哭了，战友们哭了，我也哭了。烈士的母亲不仅为失去儿子在哭，她们为失去千千万万的中华英雄好儿女在哭啊！
“第二天，连长带我们去看望了后方野战医院，享受着安全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个医院的情景。这里的情况很是不好，当我们走进医院的时候，仿佛发现我们的视力出了毛病，看见的全是被强盗血洗过的土地，活下来的人满目忧伤,他们带着伤病和残缺的肌体。这里没有一个完整的人，他们不是掉了双腿，就是掉了一只腿，掉了手臂，掉了耳朵，掉了眼睛和嘴唇。在我们面前，只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才是完好的人。
“在一位没有双腿和双眼的特级战斗英雄床边我们坐了下来。这位英雄是北京人，他的大名叫李文军，父亲母亲都是国家干部，家庭条件相当好，算得上是有条件的准高干子弟家庭。应该说有这样优秀家庭条件,孩子理所当然应该留在后方,留在父母身边，和干部的父亲在家里享受天论之乐，过太平安宁的好日子。
“如果是和平年代，李文军在家里应该享受着相当优越的生活条件，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家庭也不可能让他这样做，于是他入伍参军了——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次大转折，李文军和父母发生为去和留发生了小矛盾；因为父母亲要叫儿子去当兵，儿子不愿意，在后方想靠着父母找个舒服安逸的工作。儿子的想法并非无道理，再说这都是人知常情的事，为啥又不可呢？国家干部的儿子总得是国家干部模样，还得有点终身吃皇粮的味道嘛！”
“让我去前线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李文军和父亲吵起来了。
“有啥过分的，难道干部的儿子就没有义务去前线吗？”李政涛指着儿子骂。
“我是干部家庭的儿子，有条件享受宁静安全的生活，为甚么要让我去参军？”李文军心情不痛快，反问父亲。
“问得好，你如果不是干部家庭，不是干部家庭的儿子我不会让你参军，正以为你是干部家庭的孩子，才有义务去部队。”李政涛要说服儿子，让他高高兴兴去部队。
“你就不怕我去了前线——就不怕我去了再也回不来？”李文军不理解父亲的官面子，不理解他为什么不顾儿子死活。
“保家卫国是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你也是公民，上前线是你的义务。如果你要去前线，老爸老妈去送你。儿子，想想吧！”李政涛的这个决定说不一定是他这一辈子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李文军没有再和家里人吵架，父母的决定他没法改变。
“是的，他是中国公民，有保家卫国的责任。然而就是他在选择人生道路最紧要的、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命运前途时候，父母亲和儿子拉开了人生的小插曲。他对我们说：“我和父母亲有点小插曲，但也算不上什么重大矛盾；现在我才想清楚，他们是对的。我的父母是国家干部，我是国家干部的儿子，我为什么不应该去珍惜这个‘干部’名字的荣誉呢？我终于想通了，在上前线的途中我给爸爸妈妈写了封短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我很快就要去前线，这封信是我在去前线途中写的。直到现在我还在理解你们说的话道底对我有多大触动，现在想来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是有志气的中国青年，你们也希望我这样做；但是这句话可能是青年人的直观感，至少不是今天年青人的大话。我在去前线的途中，对于“前线”二字在后方的人听见可能会害怕，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不可遇测风险和未知的事件。这几天我倒是听惯了，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最开始听说要去前线有点害怕，我现在觉得无所谓了。
“这次去前线很突然，不知道要呆多长时间，我想也许会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也许时间很长……前线天天在打仗，天天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