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们并排安静地躺在水泥台上，一双手枕在脑后，嘴里衔着草，眨着眼睛看瓦蓝的天和流走的白云，仿佛两个躺在蒙古大草原上仰望星空的人，倾诉着令人感动的心里话。
“小蚂蚁，你说咱班谁最好看，女的？”“我想想，嗯……罗夏萍。”“她好看个屁！”“那……肖巧。”“她也行，可惜鼻子上长个痦子。”“有痦子怎么了，毛主席下巴上还有痦子呢。”“她哪能跟毛主席比。”“那你说是谁？”“洋娃娃呗，这都看不出来。”“咦？你不是把她打哭过吗？”“那是我没中她的美人计。”“嘿嘿嘿，别装了……”
小蚂蚁的父母早亡，和一个酒鬼爷爷一起生活的现状在钟鱼看来糟糕透顶。对于他的询问，小蚂蚁纠正道：
“我爷爷不是酒鬼，他是一个磨刀的老汉。”
父母留给小蚂蚁的只有三岁的回忆，可回味却有三十年那么长。他讲起他们活着时候的幸福片段，仿佛就在不久前。妈妈大概非常漂亮，有乌黑的头发和微笑的酒窝，像“画里的人”。她会熬制好喝的桂花粥，她坐在春天的屋檐下，用小勺一口一口喂给他吃。小蚂蚁的讲述长久地停留在这儿，让此时的钟鱼都感到了那一刻的香甜。父亲有很大的力气和爽朗的笑声，常把他驮在肩上四处奔跑，他结实的肩膀是他幼年的马背。父亲还会用树叶吹出美妙的音乐，吸引住天空的飞鸟。
小蚂蚁的讲述水洗般清亮，让钟鱼怀疑他三岁的记忆真有这么好，还是在日后的回想里夸大了仅有的片段。
“我爸是那年春天死的，半年后我妈也死了，病死的。平时他们身体多好啊，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小蚂蚁眼泪汪汪地说。“就剩爷爷了，他可千万不能再死了。”
“死还是要死的，那么老了。”钟鱼伤感地同情道。
……小蚂蚁看着钟鱼的眼睛认真地说：“我爸爸妈妈其实还活着。”
“啊！？”钟鱼张大嘴巴。
“他们变成了蝴蝶，像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样。有时候我一个人在杨树林里玩的时候，他们就飞来我身边看我。”小蚂蚁悄悄地说，“现在他们就在那边的草丛里看着我呢。”
“哪儿呢？”钟鱼支起身子睃巡，“我怎么看不见。”
“你看不见的，又不是你爸妈。”
暑假过后，陈雨燕、二萍、土肥、肖巧等人光荣地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小蚂蚁由于得到潘老师的特殊照顾也混迹其中，一脸正气地站在飘扬的队旗下。
台下的落后分子魏援朝这样评价：“呵！老刘又进步了。”
“积党国四十年之经验，老刘是可以加入组织的。”落后分子牛端午说。
一批老队员在激昂的鼓号声中为他们进行授戴。英红给陈雨燕系上了红领巾，林丽珍给土肥系上了红领巾，罗春萍给罗夏萍系上了红领巾，姐妹俩惺惺相惜，仿佛一手接过党的枪。给小蚂蚁系红领巾的是一个长得像食蚁兽的男同学。
罗夏萍代表新队员站在话筒前庄严宣誓：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决心遵守队章，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领导下，做个好队员，好好生活，好好学习。
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时刻准备着！”
不久之后，少先队员陈雨燕在课堂作文《记一件难忘的事》里热情洋溢地写道：
“清晨，我踏着熟悉的路走向学校，太阳公公从天边露出了笑脸，石板路上洒满红宝石的光辉，路边的草儿挂满露珠，好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碧绿的柳叶像垂挂在枝条上的玛瑙。忽然，我看见前面一个小妹妹不小心摔倒了，我急忙跑上前把她扶起来，关切地问，‘摔痛了吗？’小妹妹笑着对我说，‘谢谢姐姐，我今后一定学习姐姐助人为乐的精神。’
我胸前的红领巾在晨风里飘扬，我知道，早晨的风景很美，可比这更美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灵呵……”
在她声情并茂的朗读中，落后分子钟鱼却听出了她对财宝的热爱。
二甲下学期，“小丑”加入了钟鱼和小蚂蚁的团伙。“小丑”名叫辛沪生，是从上海来的借读生，其实并不丑。潘桂芹把他领进教室介绍给大家时，这个英俊的小男生用软绵绵的嗓音说：
“阿拉上海尼（人）”
“阿拉”带来大上海浮华的气息，除一口莺软的“鸟语”外，他的棕色小皮鞋，雪白短袜，乔其纱衬衫，咖啡色吊带裤，油光水滑的小分头也让布褂布鞋的小城孩子们眼前一亮。上课之前，他总要从裤兜里摸出一块四方的汗巾子，假咳两声，矜持地沾一沾额头，虽然他额头上并没有汗。钟鱼觉得他的做派跟一个人非常相似：棬子树街的裁缝何大头。
阿拉成了班上的焦点，孤陋寡闻的孩子们团团围住他打听遥远的大上海：
“上海的孩子每天都能吃到‘大白兔’奶糖吗？”“你们那儿是不是满街都跑上海小轿车？”“十里洋场在什么地方？”“你去过‘百乐门’舞厅吗？”“上海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