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崎甚三郎与永田铁山这样的陆军大佬，可以在新宿的高档会所密会约谈，但东京近卫师团与第一师团的青年军官们，却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去。
他们要么扎堆在东京的居酒屋里，要么就只能在短暂的假期中，集资到东京周围的茶室、温泉旅馆小聚。
当然，还有一个人的书斋，也常年免费向他们开放。
那个人便是有名的社会活动家，曾经与辛亥志士们关系极近的北一辉。
像往常一样，北一辉那间狭窄的二层小楼，标准的半和风半洋风的“文化住宅”里，今天也是挤满了人。
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北一辉的客人并不仅仅包含青年军官这个小圈子，事实上，东京各个院校的年轻讲师、行动力大过思考力的学生领袖、喜欢夸夸其谈的新晋律师，也都是他的座上宾。
此刻，便有一位戴金边眼镜的律师，正挥着手，用极为夸张的语调说道：“诸君，便如我们所知道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所组成，帝国是由普通的帝国国民共同构建的利益共同体。而法律，就是由全体国民所签订的社会契约。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都是帝国的利益攸关方……”
乍听起来，这是卢梭那著名的社会契约论的一个翻版，但是那个年轻律师接下来的话，就足够让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碎了一地眼镜：“……正因为我们都是帝国的一分子，所以损害帝国的利益，就是损害我们个人的利益。那么，当國贼们掌握了帝国，他们在损害了人民利益的同时，人民便有资格拿起批判的武器，从肉體上消灭他们！所以刺杀國贼，就等于合法自卫，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甚至不应该被审判的！”
这番话，引起了在座所有人的热烈掌声，就连北一辉也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位曾经同情与援助过辛亥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身形清瘦、神态温文，但在这些访客面前，这位温文的学者就变成了一个极有煽动力的大众导师：
“大正时代过去了，曾经被人民寄托以厚望的民选政治家们，除了爆发出一连串的受贿丑闻，再没有做过什么正经的事情。对内，他们只知道对财阀们摇尾乞怜，帮助那些腐朽的资本家压榨劳动者的脂膏，对外，他们对白人主导的殖民体系亦步亦趋，福泽先生那‘脱亚入欧’的告诫，变成了将我们这个民族，改造成白人殖民体系里的小跟班。”
“特别是在中國、在印度，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同为亚洲民族的国家，遭受着欧美殖民者的摆布，却仅仅满足于边境上挑起事端，稍加蚕食，没有站出来成为亚洲民族解放者和领导者的勇气。”
“这样的帝国，已经生病了，而且病得不清，只有我们这些清醒过来的人们，才能够将帝国错误的一切纠正过来！而要拯救这个积重难返的国家，就必须依靠先进向上的力量！”
“什么是先进向上的力量？便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里，最具有觉醒意识和战斗慾望，也对这个国家的弊病感触最深的年轻将校们。有人说，士兵不属于无产者，我要说，这种观念是陈腐而错误的。在我们这个国家，只有士兵才是最彻底的无产者，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无产者，也是我们大和民族的守护者与先锋队——”
他那“青年军人救国论”的论断还未结束，就被人打断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军人就这样冒失地闯入了这个小型布道会的现场：
“北一辉先生，我是长崎特高课课长神内，有紧急之事与你联络！”
……
………
身为首相，犬养毅的生活可谓简朴，特别是这些时日以来，他所领导的政友会，以及大批大正时代遗留下来的势力，尽力地与高野山联系、合作，物质的享受就更谈不上了。
但是从犬养毅以下，几乎人人振奋，行政命令一道道地发出，整个内阁都以极高的效率运转着。
不论是物资的调配，还是人员的联络，都一扫官僚们一贯的拖沓，甚至亢奋到了有些病态的地步。
尽管，时空穿梭作为最高级别的机密，至今还没有向大部分阁员公开，但是不论是这届内阁的成员，还是欧美派的议员，却都对高野山表达出了自己的善意。
原因倒也很好理解，这些年来，军部的势力大肆扩张，而党派势力那些在军费问题上做手脚的制约手段却渐渐失灵。
往往是内阁一旦开始削减军费，军方就敢鼓动下级军人和军校生玩“天诛國贼”，就算经历过大正时代的政治家里还有些硬骨头，但也经不住这种割韭菜般的定点清除。而阁僚和议员们，却对那些军部马鹿身后的大佬们丝毫法子都没有，甚至还要仰仗军方弹压民间层出不穷的罢工和米骚动，也就谈不上什么制约了。
所以引入高野山的力量制约军部，就成了政友会为首的各党派目前的最优选择。
不但犬养毅如此刻苦，他的儿子犬养健，身为秘书官更是跑得腿肚子都累瘦了一圈。
当森恪这位内阁官房书记长从首相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就看见犬养家的三公子喜气洋洋地朝着自己走来。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