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祥并被授命组成了一个包括总工会、公安部、劳动部等单位在内的工作组前往三江省开展解救工作，由他任组长。
行动是迅速的，一个小时之后，曾子祥就在调查小组工作会上说：“这次案件是一个严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我们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一个是首先要全力地解救被拐骗的农民工，严厉地打击黑窑的违法行为，第二就是要全面地整治非法用工问题，切实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三是要求地方政府对解救的农民工做出妥善的安排，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比如安排受伤人员要接受治疗，对经济困难的劳动者给予适当的救助，也使他们平安返乡。调查组必须全面地紧张地开展工作，要想尽快地查清事实，对这些违法人员依法严肃，从重从快地处理。”
此时，杨成已经将调查的新闻稿件连同暗拍的图像资料，在报纸与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及时播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
社会都在责问，什么原因让黑砖窑存在？
这在曾子祥看来，黑砖窑与地方党委、政府存在着畏难情绪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眨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看来，砖窑并非暴利行业，但雇佣智障者为劳工的黑砖窑缘何屡禁不止，值得反思。从雇佣智障劳工事件中，可以看出存在人贩出售、包工头购买、窑主雇佣这样的“黑砖窑智障劳工”利益链条，其背后极其可能有成熟的团伙犯罪。不难推断的是，参与这一利益链条的，会有多少“黑砖窑”、还有多少“蒋老板”们为非作歹，实在难以想象。而让他感到愤懑和无奈的是，三江省黑砖窑事件查并不是难题目，而难在智障者们如何送返、案件如何定性、共犯如何确认等，这些都将面临相当的阻力。因为时间久远证据获取艰难、智障者表达能力有限、共犯线索的难以锁定等。这样的现实，注定为彻底摧毁“黑砖窑智障劳工”利益链条蒙上了阴影。不难猜测，这些黑砖窑在被媒体报道后，当地那些尚未发现的黑砖窑，必将“潜伏”得更深，等此轮严查过后，很可能再“浮出水面”。
他也很清楚，地方政府长期摇摆、游移的畏难情绪，成为类似黑砖窑非法用工屡遭打击，仍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说，对于一些非法用工的多发区，当地政府一般很难组织起常态的多部门联动的督查机制。通常的情况是，唯有接到举报，这些类似黑砖窑非法用工才会被取缔。当地各级相关部门对黑砖窑非法雇佣智障者的事，没有理由一无所知，但缘何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深入彻查呢？
在黑砖窑再现的暗影里，不能徒留叹息，起码应该对几个问题进行深入反思：第一，如何举全社会之力兴办智障者托养机构。这是涉及面较大的体系构建，对各级政府财政以及相关机制、法律的详尽设计而言，是不小的考验。第二，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将暴力强迫劳动罪细则纳入到刑法。原因很简单，提高惩罚力度，是杜绝“黑砖窑智障劳工”以及类似非法用工的方法之一。第三，“黑砖窑智障劳工”是极端事件，而如何在当前的经济和劳资关系背景下，尽可能有效、全面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则考验着各级政府的能力与智慧。
带着这样一种认知，事件调查组迅速赶赴三江省。
三江省面对媒体的报道和调查工作组的突然降临，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们甚至问：“真存在这种情况么？我们自己怎么不知道？”
面对这样失责的疑问，曾子祥只能摇头。
他在“蒋老板”的黑砖窑亲眼所见，受苦的农民工，大量的智障者，这且不说，还有许多中学生和一些小孩，有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他们都干着大人们都不愿干的重活，而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拳打脚踢是常事，棍棒伺候只等闲。哪个孩子稍有不从，就会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烙背以至于血肉模糊，伤情恶化而奄奄一息，想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孩子已经被“禁”达五六年，有的已经成了“野人”。
曾子祥不禁在三江省的情况通报会上质问，“这是哪里的事儿？发生在奴隶社会吗？不是的。这些事情发生在三江省的一些窑场，而且眼下还正在上演，这是我亲眼所见。”
三江省的领导们沉默了，谁也没想到一个正部级官会潜入黑砖窑。
曾子祥讲得是义愤填膺，“这些人都是被拐卖、抢去或者是骗卖到黑窑场的，他们的父母正历尽千辛万苦找寻这些孩子，可是他们不仅要饱受寻找之苦，有时还要受到威胁和恐吓。”
这也是事实，从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反馈的信息了解所知，有的外省家长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孩子是在三江省丢失的，强制用工的窑主也是三江省的，你们应该去三江省报案……”
更有甚者，有的孩子曾经被有关部门解救过，可解救的过程中竟然又被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家黑窑场去了。如果说黑窑场里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那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则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说黑窑主的恶行让人怒不可遏，那么执法者的态度则让人出离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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