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用毒之历史，起源已不可考，但首次集结而有大成是在2700年之前的中国西藏，根据苯教（西藏早期的一种宗教，灵气萨满教的一支）的《苯教丹珠尔-两万俱福颈论讼》记载，其教主辛饶-米沃切于象雄地方降生之，显示神力，建立了苯教，教中长老为利天下万民，降授了《苯教疗毒雍仲旋经》提出“有毒就有药”的理念，其中为捕猎而制造的毒药，有数种皮肤触之便可立即毙命。至今门隅地方门巴族人仍受其惠。而后毒药在世界政治史上屡屡出演。一般来说，中国以矿物类为主角，西方蛮人擅长用有毒真菌，西南夷人身处大山之中，发展了各种“生物武器”。虽然今时今世人类早已发明创造了更有效的毒剂，铊盐被几十次（从福尔摩斯时代起）的使用，这种防锈盐类的解毒剂“普鲁士蓝”大概在清华大学事件后已经广为网虫所知的了。看来我们很有可能变成别人害别人前试验毒药效果的牺牲品。
中国农民投毒或自杀的流行药物已经从“敌敌畏”演变为“有机磷”，解毒方法也从“大黄硭硝催吐下泻法”到专用解毒药剂和一套成熟的血液透析排毒法。相比之下古代人的用毒解毒方法更为有趣，防毒解毒之间，充满了想象力的闪光，难保没人用一些古代技巧来做害人虫，向大家介绍的下列内容，是把毒的使用和解救作为一种古代智慧成果。
矿物类：最常用的是，铅丹，砒霜，水银，但是几乎所有的矿物盐都有毒，砒霜古人认为有大热，入血分，人吃了全身血液加速流动，处处肿胀，七窍流血而死。铅丹是铅的氧化物，最常用的是黄丹粉，使用1。5克就会立即死亡，相当于吃5公斤皮蛋。水银是药用的，事实上是一种复杂的硫汞化和剂，大寒大凉性质正好和砒霜相反，死前全身抽搐，神智不清，死后全身铁青，尸体有金属味。梁山好汉卢俊义死于是。
只有这一类可以在古代也只能用银质的餐具来鉴别——银单质碰到了硫磺或砒是会变黑的。
八十年代有一个青年因为贫血，自己服用了一些铁盐，两天后肾衰竭死了，他的问题出在学过一点现代化学知识，还知道有铁盐这东西，如果索性笨蛋到底，吞几枚铁钉下去，就只须要因为胃穿孔而开个刀了事，不必转世轮回那末麻烦了。
治疗越早越好，如果毒物都由肠入血分，就有七成无救了。治疗大都首先药用阿魏，藏红盐，昌莆，香旱芹，青木香，消石，硼沙，毕茇，搞得人上吐下泻，如果还没泻死，再用药物卸去血脉中的毒素。
这第二步就是长篇大论了，以明代人的药书讨论得最多，但各家看法往往相难，我没有太多实际经验，不清楚到底是如何，但总结各家观点，我就不想成仙了，尽管1958年献宝运动有重庆道人献出成仙的丹方——矿物类毒药几乎全部是炼丹家的副产品。
动物类：肉类用山羊肉，禽肉，狗肉，黄鼠狼肉，斑蝥，鱼肉，蜘蛛，蛙肉，蝎子，蜥蜴，海螺等一种或几种配和。蛇毒，蛊毒，疯狗毒，虫毒也勉强算是动物类。
肉毒吃是不大吃得死的，不过上吐下泄肝肿尿血也得病上一年半载的。林语堂总结中国人对活物的看法“它是不是有毒”，可见中国人对食物中毒的重视。不过拼死吃河豚之之外，边区吃有碳疽的羊肉，沿海食用有剧毒的海螺，中部食用有寄生虫的青蛙，都是常见。除了文明的内地，连远在边区的敦煌出土的藏文卷子也注重：“红白喜事上要防中毒”。这份文件指出了多种防毒法，多半没有用处，但其中：“肉类呈显孔雀翎毛颜色有毒”倒是对的。以上大多数肉类，古人吃死了几个后，借用“万物有灵说”，认为都是有“灵性的东西”，吃大仙的念头当然就没人有了。宋代有一个圣旨，认为蛙类形态似人，吃蛙也被禁止了。
蛇毒，笔记中往往提到杭州南山净慈寺后是叫花子捉蛇的有名场所，叫化头用药物聚蛇杀之买钱，小市民远远的看着，付一点参观费，他们的蛇药是一种叫“滴水珠”的强力药物，又名“独叶一枝花”，能使毒血倒流。这种蛇药今天是中药医治脑瘤的独门密方，清人发明的“南通蛇药”远比其流行，它的主药是“七叶一枝花”。
蛊，夷人特产。完全不是什么把几种毒虫放在一个容器里，选出一个厉害的来。
蛊的主体是各种绦虫，丝虫，钩虫，苞子虫，线虫，裂头*（虫幼），吸虫。当地人采集有疫病的水中生物（多为甲壳动物，螺类），或把死鸡，骨头放在疫水中，然后回收待用，多用于部族之间的战斗。在肠胃中的可用各种草药，矿物类驱虫。深入肉，神经，脑，眼，肝中的，就得靠药物来提高血中毒性，以毒攻毒，常用的有砒霜，可不是开玩笑的。
疯狗毒发作在古代是无救的——理论上。但中医和藏医都有方剂，巧妙的提高和促使抗体产生，但成活率还是不大，所以全村出动，打死疯狗是唯一的办法。
虫毒有咬伤和误用两种。咬伤主要是过敏，只要不是过敏体质，都是火伤口灸，针刺放血然后用当地药物施治。误用多是用药不当，使用了斑蝥（mao)，红娘子一类剧毒虫药，这时首先是大泄不止，得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