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韦斯曼首先向格林斯潘发难：“有关美联储和其他联邦机构规则制定错误和决策错误的表可以列很长。但我的问题很简单：你错了吗？”“是的，我承认有一部分是。”格林斯潘回答道，“我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以为那些自负盈亏的组织，如银行和其他企业，他们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股东以及他们的公司净资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韦斯曼紧紧追击这位曾经的美联储掌门：“这样说来，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都是不正确的，都运作不灵了？”
“是的，可以这么说。”格林斯潘回应道，“你知道，这就是我被这次危机震惊难以置信的原因，因为我运用自由市场理论超过40年，经验告诉我它运行得非常好。……而现在我在这个理论里发现了一个缺陷，我不知道这有多重要，影响有多深远。我为发现这个事实感到难过。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
对于美联储放弃监管导致次贷危机，格林斯潘承认“部分错误”。在国会听证会上，他这样辩解道：“美联储对于经济运行规律的预期本身就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如果我们的预测有60%准确，那意味着我们还有40%的概率犯错误。”格林斯潘承认，他自己错在没有设法规制违规信贷交换市场，从而放纵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
格林斯潘在听证会上还说，自己当年曾错误地认为银行有能力评估其所面临的风险，而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避免滥放贷款。问题是美国银行业为何丧失了起码的风险评估能力？有一点原因可以肯定，并不是银行家们全都忘记了“自身利益”，而是格林斯潘及其辅助的美国几届政府不断向市场传达这样一个观念：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发展周期性已经消失，只要调控得当，经济就不会出现衰退。换句话说，只要有格老这样一位“超人”坐镇美联储，巧施货币政策，任何天灾人祸都无碍美国经济旺盛增长。
为了替自己开脱，格林斯潘还把问题归之于人性。2008年10月初，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说：“华尔街的品行不端是这场金融动荡产生的原因。”尽管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最终部分酿成了信贷危机，但主要责任还是在于市场参与者的贪婪——包括放贷的和供贷的。格林斯潘曾坚信，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靠得住的，但他现在不得不承认，面对高财务杠杆诱惑，金融机构和公众都疯了，根本靠不住。
4.只指责贪婪的人性是不够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大片《华尔街》中有句台词：“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与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1986年，一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伊凡·博斯基，在加州大学一家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Greedisalright！”(贪婪是可以接受的)这句话后来成了商界的经典名言。贪婪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被合理化了。这种对贪婪的界定或许曾经是华尔街那些曾经出入高级写字间、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们为自己投机行为开脱的最好理由，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人性的贪婪才恣意扩散，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贪婪止步。而今，这种贪婪在让华尔街付出了不菲代价的同时，也让世界各国受到了牵连。
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从管理的角度上指出，在管理中，如果以牺牲公司的整体最佳利益为代价，过度专注于个人财务目标，那正是领导力衰败的根源，而领导力的衰败震撼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这种由人性的弱点导致的领导力的衰败，也让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大为纵容。
从辩证的角度看，人性中“利己”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与生俱来的，谁都无法更改。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正是这种“利己”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始动力，客观上起到了“助推剂”的作用。正是绝大多数个体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和奋斗，才以百川归海的合力，客观上推进着人类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成长成熟，也增加着人类社会的总福利。但是，这一切利己行为之所以能推动社会正向发展，一个必要前提是：它们必须在一个约定俗成、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框架内活动。这个框架就是制度，在华尔街则是金融监管的法规。
人性如水，当华尔街的“框架”或说“规矩”有所扭曲时，水当然会随其形状变化而充盈其间。但这错误的根源首先在“框架”或“规矩”，而非“水”。如果仅仅将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归罪于人性的贪婪，那么算起来，人类历史上哪一次人为灾难的发生，不与这种“贪婪”息息相关呢？仅仅进行道德批判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我们还必须重新审视诸如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金融衍生品等各个方面的“框架”或“规矩”。而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周期的某种规律性反复，它仿佛历史的宿命，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延缓其反复的周期，最小化其造成的损害。
六 “百年一遇”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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