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本身就是为社会尽责任，因为它能创造产品和服务，为社会造福；它提供就业机会，它纳税，这本身就是在尽社会责任。除此之外，还要企业来尽所谓社会责任的话，那只能额外增加企业负担。如果过重的赋税使得企业在经营上遭遇危机，甚至导致企业最后倒闭，这才是对社会最大的不负责任。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失业，政府不再获得税收，等等。基于此，他非常反对社会责任这个概念。
张维迎教授也曾经在一次关于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上说，现在很多企业在谈社会责任的时候，说教和煽情的成分非常多，理性和分析的成分非常少，而且会产生一种误导。这种误导会让社会责任的概念，反而被认为是一种虚假的没有实质内容，甚至带有欺骗性的概念，因而遭到大家的拒绝。如果离开企业本身的经营来谈责任的话，会让企业一方面陷入认知上的误区，另一方面会造成道德的虚伪。有很多企业，今天在从事不道德的商业经营，明天拿出一点钱给自己洗白、贴金，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所以，如果对企业社会责任过度提倡的话，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降低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接受和认知度。
要回到企业经营本身，履行社会责任不是在经营之外的偶尔的捐款、捐物，不是粉饰企业的一种形象工程；而是把责任内化为企业的文化、战略和执行，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也完成“做好事”的责任。
升级：从支票公益到公益模式
由于国内外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的频发，2008年被称为“转折之年”和“裸露之年”。先是年初的南方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两场突发自然灾难引发了富裕起来的国人对于责任、道德和生命的重新思考，而随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和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被媒体曝光，更使得国家命运和企业公民这样的话题成为一种流行语。
企业界在这一年有着相当出色的表现。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曝光，使一批乳品企业相继陷入道德危机和经营困境，更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牢固守住“三重盈余”底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将企业公民内化为企业的文化、战略和执行。2008年1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政府对企业公民的密切关注。汶川地震发生后，企业界踊跃捐款捐物，以企业力量为主的社会捐款高达60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国家对灾区的财政拨款数量。2008年年底，国内企业公民的报告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30份。
在这一背景下，21世纪报系于2008年年底提出了公益模式创新的企业公民理念。从2003年21世纪报系率先在国内倡导企业公民理念和实践开始，经过社会各界五年来的推动、碰撞、交流和激励，企业公民从最初一种边缘话语到2008年成为一种商业界的主流话语。2004年，21世纪报系联合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举行了“首届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行为奖”评选；2005年，举办方提出了平衡与可持续的企业公民理念，倡导企业各利益相关方要平衡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经营行为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一种可持续、共发展的关系；2006年主办方提出寻找中国的蜜蜂型企业，促进中国企业在股东、员工、消费者、合作伙伴、环境资源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六重盈余”；2007年主办方提出“通向绿金之路”，督促企业界???做好事变成一个好生意，把好生意变成做好事。这一系列关于企业公民理念的扩展和深化，都丰富了企业公民这一西方思潮在中国商业语境中的独特内涵和表达。
蜜蜂型企业生动解释了企业公民的“六重盈余”理念。蜜蜂首先是为自己采蜜，在采蜜的同时，它传授花粉，两个过程同时发生。既然是“传授花粉”，就意味着做“企业公民”不是单纯地从事支票簿式公益，要从支票簿式公益到公益模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公民之间的差别派生出两种不同的公益类型，一种是支票簿式公益或输血式公益，另一种则是具有公益模式的公益。这两种类型其实很难一概而论，评说孰优孰劣。在面对紧急事件的时候，往往第一种更有效，那就是捐款捐物；但是更多的社会问题都不是那么紧迫的，但是又非常普遍，非常难以解决。这个时候更需要企业创建它的能力和资源相匹配的公益模式，以帮助解决上述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