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ibility）其实是指“反应能力”（Response Ability）。一个没有责任的人就是一个对丰富的世界丧失反应能力的低能儿。反过来，一个勇于并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就是一个对周围的世界具有敏锐感受能力和反应能力的人。卓达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杨卓舒就是这样一个“风吹荷，雨打萍，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人。当别的企业忙于运用潜规则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拿地的时候，他从解决三农问题中找到了商机，在一块偏远地段建起了一个运营模式独特的服装城，让自己的企业在规模和利润上都有了可观的增长，而且避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和非商业竞争。
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企业应该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开创商机。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视野会逐渐狭窄，商机会逐渐单向和蜕化，企业可以在成为企业公民的实践中开创‘蓝海’。”
所以说，责任就是能力。借用管理学者科恩（Vidaver Cohen）的话来说，“企业公民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一个已经到来的时代”。
企业公民六要素
随着“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中国商业界成为时尚话题，正如我们以往屡屡见到的，一个严肃的话题被通俗化，不是其幸运反而可能是其被庸俗化的开端。无论其本身的内涵如何丰富，一个话题一旦成为人们在不明所以中竞相谈论的话题，或者将与之无关的东西附会其上，那么它不仅不会变成一种普遍的共识，而且可能在被过度谈论中迅速变得空洞无趣，直至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笑柄。
但真正的危险还不在这里。“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企业有余钱余物时向公众示好买好的捐款捐物，不是以“转移支付”方式巧妙变相的“事件营销”，更不是问心有愧的企业和商人为洗白自己或包装自己而进行的“非常投资”。正如老子所言：“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当“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被作为一种善行来提倡时，诸多的恶行或与善恶无关的行为很可能“假汝之名而行”。这就是企业公民面临的真正的危险——成为“伪善”的代名词，最终让人避而远之。
作为一种商业伦理，企业公民要想成为商业世界普遍的共识，一定不能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来提倡。道德说教只能导致对伪善和对道德的抵触。只有当企业家意识到企业公民行为与企业家自身的需求和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有一种内在的、隐秘的关联时，企业公民才可能成为企业家们内在的共识。
“敖包”如何建成？
在蒙古草原上，有一种名叫“敖包”的建筑。其实它很难称得上是“建筑”，因为它看上去不过是一堆石头而已。事实上，这是蒙古草原上一种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行走，人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因为草原上除了草还是草，没有大树或村落（人们都是逐水草而居）来充当地标。这种状况与船在大海上航行非常相似。敖包就是蒙古民族在茫茫草原上建成的“灯塔”。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认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越多越好，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的导航系统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蜜蜂的寓言
在敖包是如何建成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换逻辑”：每个人出于私心的行为竟然成就了一种公共福利。这个逻辑看似简单，但人类发现这个逻辑却很不容易。通常认为，这个逻辑是亚当·斯密发现的。他把这个意想不到的转换形容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身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的亚当·斯密试图回答一个古老的伦理学问题：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两者之间是传统所认为的势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