轫期，这一阶段发生了两场著名的论战：一场是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伯利（Adolf A.Berle）与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多德（E.Merrick Dodd）之间的争论，另外一场著名争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伯利·曼尼之争”，两场争论都有一个相同点，即对于廓清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和统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有着重要意义；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酝酿期，从公司社会回应到公司社会责任，最后演变为后来被广泛认同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后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百川归宗，最后会聚成了更加丰富的企业公民思潮。
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史的流变来看，不同的时代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企业角色和地位的不同期待。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企业社会责任提法，到五六十年代诸多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如多德、伯利、曼尼、弗里德曼、德鲁克等一系列著名的论战，再到70年代企业社会回应的主流态度和8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集大成，不同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企业公民的思想基础和话语主张。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一直到今天，西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或者企业公民的书籍虽然已经是汗牛充栋，但它依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充满了迷思和暗礁的显学。
学者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曾经说过：“思想史上有许多无聊的真理和有益的谬误。”用来形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领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不失精当。自1916年美国学者克拉克（Maurice Clark）首次提出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之后，从法学界、经济学界到管理学界，关于何谓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一直如同一个旋涡——它对于众多学科知识的跨越，如同无法精确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业绩表现一样，经常是含混不清的，留下了许多空白，以待后人去填补。
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沿袭了重商主义时代诸多社会企业家的传统和资本主义早期新教精神所宣扬的商业伦理，以企业慈善为基本特征。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尤其在20世纪20～40年代的大发展之后，5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也表现出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管理者资本主义的新式主张：在所有者和经营者越来越分离的现代化大公司中，管理者究竟是应该只对股东负责，还是只对公司负责？这场争论首先在法学家之间展开，最后在六七十年代蔓延到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并且促使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思想在不断的激烈争辩中发展演变，并成为一门显学。
从20世纪30～50年代法学界以多德和伯利为代表的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到60年代伯利、曼尼关于现代公司作用的大辩论，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市场理论的根基和现代企业理论之争。在这一争论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和管理大师德鲁克也分别在70年代和80年代卷入其中，而且都是自说自话，谁也未能说服对方。
对弗里德曼的误读
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主流思潮，但反对之声从未止息过。其中以米尔顿·弗里德曼最有代表性。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其学术生涯中极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1962～1972年，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处集中论述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在自由市场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有一种——在遵守游戏规则和法律的情况下，利用其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企业可以从事公开且自由的市场竞争。
很多人记住了这个论断，却遗忘了其背后的逻辑过程。弗里德曼之所以提出这一论断，最重要的基点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弗里德曼看来，企业和政府的职能是分开的，促进社会福利是政治机构的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越俎代庖。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权力，企业在这方面很难做好。不仅如此，企业是股东的企业，企业管理层如果把利润的一部分拿去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就相当于代政府向股东额外征税，这是违背经济自由原则的。最后，弗里德曼强调，如果企业强行承担社会责任，最大的后果是人为地干预市场运行的基础，就像人为干预通货膨胀会使价格失去市场调节作用一样，这将会损害市场经济的基础，从而导致自由经济制度的覆灭。
知晓这一逻辑过程后，就会发现一些目前流行的说法，如弗里德曼完全反对企业社会责任，或把弗里德曼的论断缩减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赚取利润”，实际是对其观点实施了“去语境化”理解，让人误以为他是提倡企业要置“公共福利”于不顾，一味追求“私人福利”。这样一来，弗里德曼对企业“遵守职业规则和法律”、“没有诡计和欺诈”的强调被有意忽略了，而他的前提——如何最大限度地谋求私人福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成就公共福利——也被勾销了。弗里德曼最终的关注点仍然是公共福利，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