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问不是说晚期吗，学生回答说“医院说住进来说不定还有希望”。老师问怎么会一定要预付了8万元才能住医院，学生说他们那里就是这么个规矩。这位老师没有满足学生的要求，但后来还是给了他一些钱。比起住院预付金，这点钱很少。这只是老师给他让他回学校继续学业的路费。
一切经济学问题的根源，都是资源缺乏。因为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资源永远不够，这就迫使我们做出选择。经济学正是研究权衡取舍的学问。我是一个经济学教师，觉得有必要就身边的经济学问题，谈谈生命的理性呼唤。
差不多十年前，《南方周末》曾经以头版大标题《谁来拯救我们的母亲》，报道北大一位吴姓同学的遭遇。他的母亲得了尿毒症，小吴写过信在家乡的《芜湖晚报》刊出，详述困难，祈求社会各界帮助。小吴所在的系学生会，在校园打起“救救母亲，救救同学”的横幅，为他募捐。他们还通过国际互联，向海内外北大校友通报小吴的困境。
据我所知，如果成功换肾，尿毒症是可能治好的。小吴懂得这个道理，他考虑捐肾给母亲。可是母亲“宁愿死了”也???许他捐肾。于是剩下定期做血液透析、不断排除尿毒这么一条路。做血液透析，几千元几千元这样不停地开支，负担也极大。小吴想尽办法，北大当时的穷书生们也捐出了七万多元，可是仍然不够。所以报纸以大标题发问：谁来拯救我们的母亲？
我有一位在美国当教授的朋友，很早就因参与开创“混沌理论”而享誉世界。他经常回国访问，我几次到美国去看他。大约30年前，他得了尿毒症。那时候血液透析法已经投入临床应用，他到欧洲去参加会议，往往被迫提前返美做血液透析治疗。他跟我说，长期治疗使得他手上“体无完肤”。他曾经做过换肾手术，可是换了肾以后发生排斥坏死反应。后来他妹妹从台湾赶到美国，捐了一个肾给他。妹妹因为捐肾，成了“十大杰出青年”中的一位，哥哥身体恢复得很好，迄今每天跑三英里。他常跟我说自己很幸运，一是赶上医学的进步，二是有一个充满爱心的妹妹。
如果不能成功换肾，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条件坚持透析，等待医学进步，不然的话可以考虑安然逝去。经济学家汪丁丁写过他的美国老师密勒教授的故事。密勒得了一种绝症，需要经常大量换血。虽说在美国当教授，但是职业医疗保险并不覆盖需要经常换血的绝症。在资源和病痛困扰之下，密勒教授在和妻子商量以后，决定中止换血，自愿了结生命。
人有旦夕祸福。在这个意义上，小吴的母亲是幸福的，她有一个孝顺能干的儿子。她不肯接受这份孝顺，实在可惜。她要是这样犟下去，对不起她孝顺的儿子。
人世间，母爱本是最伟大的一种感情。可是人们难免要问，得了尿毒症的母亲，宁死不许儿子为她捐肾，这伟大之中，是否掺杂着别的什么成分？我们希望，这只是因为她糊涂，而不是因为她自私。母爱之所以成为母爱，本身就离不开排他性。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伟大天性。对于母爱，人们是不能轻易说三道四的，除非一方面她宁死不让儿子捐肾，另一方面接受别人捐的肾却心安理得。我们强调说她糊涂，是因为小吴的母亲不知道，像我的朋友那样接受了肾脏移植的单肾人，50多岁了，还可以每天跑步5000米。自己肾脏完好的单肾人，情况就更好。单肾人的行列里面，还有体育比赛的世界冠军。
我们做事情，不仅要看需要，尤其要看可能。大家多么希望我们的海军有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巡航在我们辽阔的海疆，保卫我们的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如果航空母舰的理想都只能搁置，社会对于绝症病人的救治，当然也只能量力而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定胜天”的气概是否可嘉姑且不论，但是充作思想路线，一定要碰钉子。
一些社会贤达曾经发出感叹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能够包下绝症治疗这类花费。其实，即使中国将来比现在富强得多，这口大锅饭也开张不得。动不动就诉诸募捐，同样不值得称道。在小吴回芜湖向政府求助的时候，市领导对他说：“你个人的学习和生活如果有困难，可以考虑帮助一点，至于为你母亲治病，全市也不止你们一家有这样的情况……”依我看，这样的领导很有水平，这样的处理符合生产力标准，体现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倘若掌握公共资源的人把公民的纳税钱花在许多尿毒症病人之中特殊的某一位，来表现自己的仁爱，将会是很不负责的行为。
谁来拯救我们的母亲？谁来拯救我们的尿毒症病人和白血病病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动不动就诉求于传媒募捐于社会，难以避免“爱闹的孩子有糖吃”的局面。至于家庭本来自己有能力拯救母亲，却因为母亲的糊涂固执就转而向社会伸手，实在不应该鼓励。
我的一位医术和医德都不错的医生朋友曾经说过，如果哪一天知道自己得了重病，在确诊为绝症之前，积极治疗，限额是平生积蓄的三分之一。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如果已经有把握在全部积蓄花完以前可以治好并且康复，就继续治疗，但是如果还看不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