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三月十日
这些日子各方传来的文章实在多，都是关于国际金融灾难的看法或报道。历来懒读他家之见，这次不读不成。新闻天天有，虽然紧张刺激，读不到开心事。
今早收到的两篇可读。其一是林行止三月六日于《信报》发表的《滥用中国学者公式引致金融海啸》；其二是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三月五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萧条的机会为何？》【What Are the Odds of a Depression?】。要分两篇文章跟他们热闹一下，先谈行止兄的吧。孤陋寡闻，一九六五之后我再没有跟进有关风险的分析不知道对目前金融之灾有关键性的方程式是中国学者李祥林想出来的。但行止兄在文中提到风险投资学问的两位开山鼻祖【Harry Markowitz与William Sharpe】的作品，当年我很熟。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苦攻时，前者在邻近的兰克公司工作，后者是我的师兄，比我早三几年吧。他们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作品当时已经发表了，而因为如下的际遇，我读得用心。
一九六三年，得到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的推介，我对费雪【Irving Fisher】的利息与投资理论作了深入的理解与体会，佩服得不得了。但费前辈的理论是不言自明地假设没有风险，也没有交易费用。他的理论架构简单清楚，是天才之作，要怎样引进风险与交易费用是难题。我要若干年后才理解到这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解决其一就不需要解决其二，而二者选其一，我选交易费用，不管风险，理由为何我在其他文章解释过了。
赫舒拉发是把当时行内近于忘记了的费雪理论再发扬光大的人，是马柯维茨【Markowitz】在兰克公司的同事，也是夏普【W.Sharpe】师兄的博士论文导师。赫师当时正在用尽心力，把风险引进费雪的投资理论中去。是难度极高的学问，我认为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圆满的处理。
一九六五年，我正在尝试不同的博士论文题材，赫师要求我尝试把风险加进投资这个大难题。他认为我的思想天马行空，说不定会幸运起来，打开闷局。这就是我对一九六五之前的风险文献读得用心的原因。试了几个月，决定放弃，因为认为在观察上风险是无从量度的。不知风险何物，怎可以在理论上加进投资的选择去呢？不是说没有风险这回事，而是在观察上难以判断投资甲的风险比投资乙的风险为高，或高多少。当时量度风险的方法，是以统计学的变数【variance】来处理的，后来虽然有了???入变化，基本上还是以这变数作为风险量度的基础。那时我的立场，是如果风险可以用预知的变数来量度，那就没有风险可言了。变数既知，风险从何说起？赫师当时是同意的。这正如到澳门赌大细，长赌必输可以肯定，而每手下注的胜负或然率大家都知道，庄家如果按此率订赔率，每手所值也肯定，何风险之有哉？
也不是那么简单。我这一辈读有关风险的经济论着，开头通常是奈特【Frank Knight】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和盈利》【Risk,Uncertainty,and Profit】。一九六二初读这重要的作品时，就跟同学们吵起来了。奈特把风险【risk】与不确定【uncertainty】分开，说前者是可以事前估计的，所以可买保险，后者无从估计，保险做不成。我不同意，认为二者没有分别，而保险有如赌博生意，只要赔率到位，处理的成本够低，成交会出现。赌博是不需要量度风险的。这观点不仅当时的同学同意，多年后巴泽尔及戴维德也同意。
跟着大家必读的重要风险文章，是一九四八弗里德曼与萨维奇【Savage】的《风险选择的效用分析》。此文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一方面买保险，另一方面跑到赌场去。天才之作无疑问，虽然个人认为说服力有问题。此文到了师兄夏普手上，把曲线切去一半，翻转头，把二轴倒转过来，写成他后来获诺奖的重要文章。
一九六五之后我对风险与投资的分析没有再跟进。一九六七年，在《佃农理论》的第四章我还是以上述的变数【variance，其百分比率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来量度风险。很不满意自己这样做，但当时想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到二○○二年写《制度的选择》时才成功地以讯息【交易】费用替代风险。一九六七到了芝加哥大学，知道风险与投资的研究在那里发展得快，而风险量度的处理有了高深的变化。然而，这些大有学问的变化，从以事实作判断的角度衡量，还是基于早期的统计学的变数作为风险量度的起点。
读到行止兄的文章，感慨万千，心想：基本的概念还没有搞好，怎可以出动火箭专家呢？一时间我想到四十多年前跟同学与老师吵了一通的话题。我的立场，是假设世界稳定，以统计学的变数作为量度风险的基础，如果风险真的可以如此这般地量度，购买保险当然大有人在，而保险公司是不会破产倒闭的。但如果风险无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