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社会运动和团体，表达诸多的不满和抗争。
这些运动有着共同的学生运动背景和络。“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培养了整整一代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为后来的环境运动提供了主要的领导和干部，他们常常也是其他新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支持者。而以认同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在这个阶段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络联系和社会运动组织，成为后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新国际主义的基础。正是在环境运动的新国际主义的意义上，环境运动当中的激进主义才得以与温和组织并行不悖，维持着运动的活力，也被公众所容忍，呈现出绿色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传播方式。
同时，整个20世纪80年代，主流政治趋向于保守，主流政党不愿意面对环境议题，比如撒切尔政府就曾经公开表示对环境运动的敌意，欧洲的环保团体却在公众面前持续坚持其环保主张，其激进的反核立场背后嵌入了对冷战秩序下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不满。这一立场和传播方式影响深远，重新凝聚起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或同情者。
当1972年世界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召开之时，当时最为激进、最主张赞成环保的是美、日等国。但此后，欧洲的环境运动将其环保主义提升为世界先锋。环境运动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全球性运动，乃至今天的全球气候政治的议题，都可归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的环境运动，而环境运动产生和兴起的背景则可以追溯到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
欧洲污染事故
当整个欧洲正在为200多年的粗放型、高污染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埋单，各种环境事故频发的时候，欧洲的环保主义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只是还缺乏导火线，将其升华成一股巨大的主导力量。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给其带来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在民主机制下，每个人手中握着的选票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巨大的人力资源推动了环保主义走向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
在当时，欧洲为环境破坏埋单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除去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更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其中，著名的英国泰晤士河环保事故最有代表性。
横贯英国的泰晤士河是英国的母亲河。19世纪之前，泰晤士河还是河水清澈。但工业革命的兴起及两岸人口的激增，使泰晤士河迅速变得污浊不堪，水质严重恶化。1878年，“爱丽丝公子”号游船不幸沉没，造成640人死亡。事后调查发现，大多数遇难者并非溺水而死，而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而亡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泰晤士河的污染进一步恶化，水中的含氧量几乎为零，1849～1954年，滨河地区共有约2.5万人死于霍乱。
1952年12月5日清晨，地处泰晤士河河谷地带的伦敦市上空南英格兰一带有一大型移动性高压，使伦敦处于高压中心，一连几日无风，风速表读数为零。再加上近地气温发生反常的逆温层现象，生活和工业排放的煤烟粉尘在无风状态下蓄积不散，烟和湿气积聚在大气层中，致使伦敦城市上空连续四五天烟雾弥漫，能见度极低。12月7日伦敦市中心能见度降低到5米以下，因而被称为“黑暗的星期日”。飞机航班被迫取消，汽车即便在白天行驶也必须打开车灯，行人走路也极为困难，连泰晤士河上的船也无法航行。据说，烟雾进入了莎士比亚剧场，里面一片黑暗，正在上演的歌剧《茶花女》演到第一幕结束就被迫中止。
更可怕的是伴随而来的疾病的爆发，伦敦医院由于呼吸道疾病患者剧增而一时爆满，仅仅4天时间，死亡人数就达4 000多人。就连当时举办的一场盛大的得奖牛展览中的350头牛也惨遭劫难。一头牛当场死亡，52头严重中毒，其中14头奄奄待毙。两个月后，又有8 000多人陆续丧生。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伦敦雾”事件。
此后的1956年、1957年和1962年，伦敦又连续发生了多达12次严重的烟雾事件。直到1965年后，有毒烟雾才销声匿迹。
过了几十年，人们才终于弄清原因。那是由于伦敦煤的使用量十分巨大，煤燃烧生成的水、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等物质排放到大气中，附着在飘尘上，凝聚在雾气中，进入人的呼吸系统。从而诱发支气管炎、肺炎和心脏病或加速慢性病患者的死亡。1952年，浓雾从12月5日开始笼罩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与雾混合在一起，彼此产生化学反应。4天后，污染浓度增强了10倍，毒性加强，整个伦敦城犹如一个令人窒息的毒气室。这才造成如此巨大的污染事故。
对泰晤士河的挽救是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一直到1983年8月31日，伦敦垂钓者拉塞尔·多伊格意外地获得了英国泰晤士河水管理局颁发的一只银杯和一张190英镑的支票，奖励他从泰晤士河中钓到了一条鲑鱼。英国媒体纷纷报道说，这标志着泰晤士河在因污染死寂了150年之后复生了。
学生运动与环境保护主义结盟以后的不久，就遇到了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为打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