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斯：将接受奥巴马和接受“中国崛起”两个不同的问题相联是很有趣的。不过我确实认为，接纳中国成为一个重要大国是重要的议题。第一，中国有权利这么做；第二，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会有更多的经济合作、军事发展和外交上对世界事务的更多介入。我认为，就像我此前说过的那样，美国需要将中国视为“超级伙伴”——都是伟大的国家。我确信，在将来，也许是10年，也许是30年，这将产生回报。美国应该继续与中国接触并且帮助中国。
当然，我们有一个麻烦：体系中的两个最强国家往往会互相将对方当做敌人和竞争者。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个机会，世界上的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应该将对方当做“超级伙伴”，互相信任，成为共同领导世界的因素。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成为贸易、军事和自然资源方面的竞争者，我们将会回到已经进行了上千年的传统的国家间政治——“两强倾向互为敌人”的魔咒。这是错误的，需要被改变。
记者：就像从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关系一直延续到后来那样？
欧文斯：没错。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动态。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些独特的事。奥巴马当政之后，更有可能创造出与传统政治不一样的局面。但是首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中美要找到合作的办法。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领导力将我们推向合作，两国国内都会有很强的敌视对方的力量，将我们推向敌对。因为相互竞争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这必须有强大的领导才能克服这种习惯。也许奥巴马将有意愿促成中美的“超级伙伴”关系。
记者：如何具体促成“超级伙伴”关系？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很多人还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疑虑重重，并认为中国操纵汇率等。
欧文斯：我们需要告诉美国国民，中国有权利发展自己的军备。我们需要相互加深了解，比如让中国了解为什么美国军队不断保持领先地位，让美国了解为什么中国需要发展军备以及拥有核武器。这是一个促进中美两国走向“超级伙伴”关系的途径。
记者：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对中国角色定义中一个广为传播的词语是“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然而，这个词本身也许有很大的歧义：它原指的是赌博中的合作者，后泛指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个词有两个负面含义：第一，合作具有功利性；第二，参与合作的人必须遵守现行规则。然而，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超越功利性的合作关系，同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改革现行规则，就像这次中国在20国峰会上提出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那样。
欧文斯：是的，作为为数不多的生活在中国的前美军高级将领，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相互理解的途径。你说的这个例子非常有趣，也反映出两国相互理解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正在着手促进相互理解。在海南三亚，我和中美两军的一些退役高级将领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四天。我们谈论了很多话题，中国台湾、中国西藏、伊朗、伊拉克、美国承认科索沃独立等；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竞争的感觉，我们更多的时候像朋友一样。这改变了原先的对话——我们发现，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两军的高级将领其实是同样的一群人，有相似的个人经历。中美两国海军将领非常相似，而两国空军将领则有更多共同点——我们是一起工作的一群人。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好的经历，告诉我如何将中美两国相似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将自己国家的故事讲述给对方，从而做出一些成绩。在美国，我们已经在做一些事情，我们会说“别那么抨击中国”，“中国并非输出有毒玩具、抢走我们工作的国家，这是一个希望与我们友好的伟大国家”。美国人需要理解这一点，信任中国。
这是一个一群人聚在一起相互了解，然后向各自国民传播信任对方的理念的很好的例子，这是打破“两强相争”的历史逻辑的重要途径。
中美军事合作
记者：您一直主张并推动发展中美的军事合作。中美军事交流、合作的意义是什么？
欧文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台军售、玩“势力均衡”游戏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的未来。我越在中国生活，就越能意识到中美两国人民其实是很像的。我儿时在贫瘠的北达科他州的贫穷农户家庭长大。我理解贫穷和期待改善是什么含义。这和中国目前是很相似的，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贫穷。
这是改变传统地缘政治游戏的一个良机，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中美两国应该成为“超级伙伴”的原因，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我认为在这种情势下对台军售是个错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在更高层次上与中国接触的方式。
记者：中国很关注美国的东亚政策，比如美国对朝鲜半岛、日本的外交政策。您可否做一下简单的展望？
欧文斯：中美在朝鲜半岛都有很深的介入。我认为“六方会谈”是非常有效的重要机制，也许对解决其他问题也同样有效。朝鲜半岛非常重要，中美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