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我刚才说了，持续涌入的热钱使央行被迫进行对冲，而外汇储备持续走高，流动性并没有显著提升，这说明国内部门对流动性的贡献率是负数，曾一度到了-40%；而升值预期所带来的热钱，对中国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现在，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前几年国内投资与消费被高额外汇储备抑制的情况，使国内部门对流动性的贡献率提高。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财政政策有作用。因此，只要维持现行的人民币汇率，财政政策就能够良好运行，也有利于消除前几年“热钱抑制国内投资消费”的弊端。“稳定汇率+扩张财政”，这是中国10年前做过的，现在需要将10年前的政策复制——当然，扩张的规模要大很多。
中国贸易盈余的关键
记者：中国领导人日前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就是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您是否认同？
麦金农：对，说得非常对。中国的增长将是可持续的。
不过，在中国也有不可持续的，那就是巨大的贸易盈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并非由汇率“操纵”，而是由中国传统上的高储蓄导致。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储蓄额与经常项目余额，我们会发现储蓄与贸易盈余高度相关。中国需要降低贸易盈余。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汇率将实现这一目标。
记者：您一直强调日本的“前车之鉴”。日本的教训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
麦金农：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很类似，只是时间差了二三十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到了70年代已经成长为国际市场极具竞争力的贸易国家。从7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形成“抨击日本”的政治现象，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归结于对日贸易逆差，迫使日元升值——这与今天美国抨击中国非常相似。迫于美国的压力，日元从1971年8月之前的1美元兑360日元大幅升值，到1995年4月达到1美元兑80日元的顶峰。
日元大幅升值引发了“日元升值综合征”。70年代末期，日本工资增长开始减缓，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股票资本市场泡沫酝酿，随即1990～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严重衰退。而延续至1995年的日元升值更是雪上加霜，1994～1995年短期名义利率水平跌近零点，陷入流动性陷阱。整个90年代，日本处于“失去的十年”。
将日本的教训应用到现在，我认为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归结为贸易逆差是错误的，而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途径更是错误的。日本的历史证明，日元升值不仅给日本本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对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也毫无益处。东亚国家传统上的高家庭储蓄才是问题所在。美国长期以来的低储蓄率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以前的美日之间以及现在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源于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失衡。改变汇率并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记者：有人说如果没有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也许将是第二个日本。
麦金农：确实，正如我刚才所说，2008年7月以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意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得以幸运地维持稳定的水平。而现在摆在中国货币当局面前的议题就是，将这种局面稳定下来。
任重道远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记者：您怎样看待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麦金农：这次危机的源头，很多人已经讲过，是信贷领域的资产泡沫、不受监管的CDS等导致的。我想这些已经不用再说了。但是，我想强调，危机的杀伤力之所以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与美元持续遭到抛售有关。
2007～2008年，美国楼市崩盘，杠杆比例过高的对冲基金和特殊投资工具也纷纷倒闭，加剧了大多数金融交易的对手方的风险。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无法以有问题的私营债券或贷款做抵押获得资金，由此也令美国民间对国债的需求大幅增加。
但是，恰恰是在2008年上半年，美元在汇市上被大量抛售，被迫购入美元以阻止本国货币过快升值的各国央行用所购美元投资美国国债，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债的市场供应量。美国国内的国债需求增长加上供应的降低，解释了为何在美国信贷紧缩、私营金融机构又面临高利率之际，美国国债的票面利率却下降至不可思议的低水平。
正如我刚才所说，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美元的弱势。资金从美国流出到了中国，最后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储备里。这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美国的金融局势。
记者：当前，国际上热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其中，矛头所向就是美元本位制。怎样评价美元本位制？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更为多元化的货币体系？
麦金农：我想，美元本位制由来已久，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美元钉住黄金，其他货币钉住美元。这一普遍的固定汇率制避免了金本位制崩溃后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