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6日，中日韩三国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三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研讨会，成为11月15日华盛顿20国集团峰会之后三方的重要合作会议。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峰会将于日本福冈举行。
实际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1月15日华盛顿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的四点改革举措中，第三点是要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
在华盛顿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中国、日本和韩国即举行了三国财长非正式会议，会议声明强调，三方一致认为，三国间加强合作对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至关重要，并同意探讨扩大三国间双边货币互换规模，认为加强负责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主管部门之间的交流十分必要，并强调了11月26日三国在日本东京召开三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研讨会的重要性。
危机加快了东亚金融合作进程，而东北亚金融合作又是关键。就国际金融新秩序以及东亚角色，《第一财经日报》11月底专访了韩国东北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郑德龟先生，他曾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期担任韩国财政经济部次官（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他认为，亚洲国家之间的联手不是选择而是必须，需要紧密团结，否则可能被新体制排除在外。
无法存续的华尔街中心机制
记者：自2008年10月的亚欧峰会到11月的华盛顿20国集团峰会，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冲击被广为讨论。您是怎样理解的？
郑德龟：综合来看，目前因为各国的危机救助和互助，已经抵制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危机的再次上演。但是，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支配结构无法继续存续，其具体表现将是，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资本循环体系将出现恶化，非正常的金融资本的缩减在所难免；围绕美元地位维持的可能性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另外围绕多边化可能性将展开激烈的力量角逐。
记者：谈一谈您理解的格局性变化。
郑德龟：首先我们梳理一下过去20年的世界经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
过去20年世界经济的特点是华盛顿让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心脏的战略，世界经济的整合化、同质化、同步化的加速。欧洲以货币统一为契机推进了一体化，日本找回了失去的10年，中国实现了高速发展，俄罗斯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市场经济，依赖石油美元的中东国家石油富国实现了产业现代化。整体上，中国、印度等金砖四国快速发展，新兴市场国家比重增加。
但是，立足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资本转移自由化以及自由变动汇率，导致外汇、金融危机频发。比如1980年南美的外债危机，1994年墨西哥的外汇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等。
记者：对于过去20年形成的经济政治格局，这场危机是从什么层面产生的冲击？
郑德龟：危机显示的是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局限。
进入新世纪以后，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游离加剧，以下几方面的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加剧：其一，政府频频干预经济周期的变化，即以超低利率促进持续的高速发展；其二，华尔街绚丽的衍生金融技法迅速发展，衍生金融产品的票面价值达到600万亿美元，每年递增25%，而世界GDP只有54万亿美元；其三，规定的松弛和金融机构的道德感缺失，废除了很多监管法案，而依赖于金融从业者的自律意志。这些都得在这场危机中做出改变。
另外，全球层面的失衡得到调整。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失衡逐渐恶化，中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和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资源富国出现顺差，而美国和英国出现严重逆差，特别是美国逆差规模占全世界经常收支逆差的49%。然而顺差国的顺差财政管理集中在美国短期债券等市场，通过贸易交易流出的美元又通过资本交易再返回美国，形成了资本层面的再循环体制，并导致80%的顺差环流到逆差国，这种资本的再循环机制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的不均衡，非正常快速增长的金融资产的逆流使全世界陷入困境。现在，这些过去多年的模式出现了格局性调整。
全球多极角色的利益诉求
记者：在这场国际格局、秩序的调整中，怎么理解不同经济体的不同利益诉求？
郑德龟：毫无疑问，美国将试图继续保持唯一中心货币地位，希望维持美国流入美元的反馈机制。
而欧洲国家则试图争夺国际金融主导权。欧洲希望增加伦敦、法兰克福、苏黎世、巴黎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比重，并试图扩大欧元圈，延伸到中东、中亚、北非等地区。危机是欧洲加强松散的政治整合强度的好契机。这次危机也再次证明，如果没有政治统一，经济整合无从谈起。在欧元圈中，爱尔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东欧国家的沉没，使欧洲失去了威信，并面临新的挑战。
一直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英国和日本也许会改变立场。对于英国和日本来说，两难的问题是继续安住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