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将导致全球财富分配体系的重构。全球将普遍按资源种类实现行业的“欧佩克”运行模式，以期实现利益最大化，俄罗斯近期挑起建立“天然气欧佩克”即是这个方向。
同时，各种制成品也将全面实现行业化、国家化的运行方式，走垄断、限产、共同提价的模式。这些产品将极大程度地受资源类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这些产品的价格波动与这些产品所含资源的分量相关。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国际贸易量将大幅减少。
生活方式的变革：回归适度消费
记者：您还提到生活方式的变革，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美国当前的过度消费模式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刘建生：人类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都需要变革，或许这是痛苦、无情的，但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是几代人之内，世界其他国家都无法享受目前美国这种天堂般的生活——以人均享有1000多公斤粮食、8吨石油当量的能源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甚至全体人类达到发达国家平均4吨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费都是困难的。世界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奢侈的生活所需要的资源。中国、印度这种人口大国更是如此，这远远超过国家的承载能力。
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的变革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变革方向——回归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人类必须对自己的消费实行约束——从理念和制度的高度实行约束，结束以无度的消费来引导经济发展的凯恩斯模式。
实际上只要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现约束，人类社会就可以拥有非常理想的生活水准和生活内容。这种约束的核心是两点。一是无度的汽车文明的限制——这将最有效地实现能源的节约。从能源高效使用的观点看，汽车是效率最低的能源利用方式，也是能源耗费最多的地方。二是实行有效的土地节约，就是对住房消费充分满足的条件下的有效限制。如果再有全面的高效、节约、循环的社会发展机制的推行，以及较为理想的财富分配方式、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就可以实现一个几乎人人都满意的社会。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中国需要人均消费2～3吨石油当量的能源，这是中国基本可以解决的。
建立这样一个适度消费的社会不单要有思想革命，也需要制度变革，约束自己是最困难的事。
生产方式的变革：改变速度模式
记者：生产方式领域的变革呢？
刘建生：21世纪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一是改变以发展速度为首要目标的发展模式。过分追求发展速度，而不计发展效果与资源的浪费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凯恩斯式的发展模式必须调整。需要实现资源最小使用的发展理念与制度，高速发展必须受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约束。
二是增长极限下的生产内容与生产模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资源约束去谈经济增长，必须在资源和能源约束条件下安排发展的全面规划、生产内容与生产模式。不是想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想增长多久就增长多久，而是受到能源供应的根本约束。
中国目前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按中国能源供应的约束，中国很难实现再超过一倍GDP的增长。按中国能源专家的论证，中国煤炭的最大年供应能力约为30亿吨，目前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指标，即使未来能革命性地突破这个指标，也很难突破50亿～60亿吨这种天量的能源消耗水准——仅此一项能源消费就超过目前全球能源消费水平最高的美国。再突破这个限度既是非常困难的，也是不应该的，因为中国的根与本——煤炭将很快消耗殆尽。中国过去6年的煤炭消费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10%～30%，这个增长关系是全球能耗水平的约一倍左右。这是煤炭能源的基本特点——比油气能源使用低效所致。
能源利用体制的变革：国有化和民主化结合
记者：能源在您的分析框架中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当前和未来高油价的背景下，能源利用体制会有怎样的方向？
刘建生：能源是人类社会的根与本，能源体制的变革是未来全球变革的重要内容，变革的核心一是国有化，二是民主化。
首先，能源的国有化是未来的基本趋势，特别是大国必走之路。高能源价格产生能源财富，一个国家整体利润的一半乃至大部分都会集中于能源领域，这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问题必须围绕能源展开，其核心是能源财富的管理与分配机制，比如目前俄罗斯政府与能源业的紧密关系。
此外，一个国家发展的效率将集中体现在能源上，而对未来以煤炭为主的大部分国家来说，能源效率的重点将体现在能源的开采上。比如中国的煤炭能开采60%，但却仅实现了开采30%，相当于潜在的国民经济产值仅实现了一半多一点，国家整体经济效益与国家战略利益都受到重大伤害。因此，这种国家命脉的能源事业必然走国有化道路，实现一种最严格的资源高效的管理体制。
但是，国有化道路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国有化也必须充分调动企业与个人的积极性。其次，能源管理体制上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