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预算将被用来支付三大项目的费用：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障、低收入者医疗补助，而且还要支付联邦债务的到期利息。美国国家政策分析中心（NCAP）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收入没有较大增长，又不对津贴项目加以改革，那么：
·到2010年，联邦政府将被迫放弃现行职能的1\/10
·到2020年，放弃1\/4
·到2030年，它将无法提供现行服务的一半
·到2050年，上述三大项目将耗尽几乎全部联邦预算
·到2082年，低收入者医疗补助一项就将耗尽几乎全部联邦预算
像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一样，美国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这个转变来得不是时候。医疗成本不断攀升，整个民族怠于储蓄。两者叠加，对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解决债务问题
记者：美国债务问题是不是美元疲软的原因？
维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几周里，一边是华尔街抛售风潮，另一边美元重新成为许多投资者的“安全港”。美元指数——美元对六大兑换货币的加权指数——从历史低位71恢复到82。
这个趋势具有令人鼓舞的一面，因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开销，美国民众能够平衡收支，那么美国经济看上去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导地位。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不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这种领导地位对财富增长和全球生活标准的提高而言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改弦易辙，而美国公民还继续入不敷出地消费的话……那么好吧，我们可以长时间、大规模地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富国”，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下去。在那样一种环境下，美元的长期前景可真的不妙。当然，很多变数来自于欧元区和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会不会出台愚蠢的政策。有时候，外汇市场看起来像是一场死亡竞赛，大家比赛谁第一个死。
记者：美国在债务问题上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您对新一任总统和国会有何期待？
维金：我们同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竞选班子都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他们的枕中秘籍似乎是“讨论这些复杂问题不能帮你赢回选票”。大部分美国选民相信，“经济”是此次选举的最重大议题。事实上，两边的竞选班子都为金融危机开出了较复杂的药方。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下一届总统可以把负责任的财政变成“传统议题”——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日程表上的优先课题。而且不要让国会偷偷推卸其责任，要让他们领导美国走向财政稳健的方向。
在我看来，解决债务问题的最大障碍就是华盛顿慢慢衍生出来的一套政治程序和文化。只要看看国会两院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助方案就够了。一开始是3页纸的提案，要求授权政府自由调用大于伊拉克战争成本的现金，最后成了451页的立法，加上1100亿美元的“甜头”。当局已经花掉了首批2500亿美元，马上要向国会去要第二批款。华盛顿圈子里如今已没有丝毫的财政保守主义了，这才是需要加以改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