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所以我说这次危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不是一次通常的危机。
记者：美国是不是会面临同日本一样的“失去的十年”？
索罗斯：有类似之处，比如日本的“失去的十年”也是由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导致的，同房地产泡沫也有关。当前危机持续的时间肯定比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更长，它们说下半年就会好转，我根本不相信，没理由相信。但如果银行能够压缩损失，获得再融资，它们就能比那时的日本银行更快复原。日本的衰退持续很久，这是市场应变性的问题。
监管与诚信
记者：您曾说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不力的结果。监管者现在该做什么？
索罗斯：一点没错，监管者要么是没尽到监管责任，要么是乱监管。因为它们头脑里的观念不对，总觉得市场是会自动调节达到均衡的。其实根本不会。从历史上看，市场达到均衡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它们还认为只需要控制货币供应就行了，其实也应该控制信用状况。事实上，信用和货币状况并不一定协调一致，对扩张信用的冲动或厌恶会导致繁荣—萧条的循环和泡沫。近几十年，监管当局不接受控制资产泡沫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如果要控制资产泡沫，就必须控制信贷扩张，控制市场参与者的杠杆使用量。它们应该引入保证金要求，并且根据市场情绪来调整保证金要求，在市场情绪过于狂热、产生泡沫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提高保证金要求，给疯牛泼一瓢凉水。它们过去曾经是这样做的，美国有50%的保证金要求，但是如今形同虚设，因为人们可以通过结构性工具、衍生品等绕开这一要求。这就是监管跟不上市场发展的地方。由金融创新发展起来的很大一部分市场完全是不受监管的。这是我新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
当然，并不是更多的监管就一定好，关键在于监管的质量。过去的监管之所以失职，很大程度上是指导原则有错误。所以我在新书中提出了若干新的监管原则。如果不对监管的原则和监管者本身所受到的激励进行考察，而只简单地加强监管，情况只会更糟。要知道，不仅市场是不完美的，监管者也是不完美的，它反应更迟钝，而且更官僚主义。所以我们要对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行为、激励和指导原则进行系统反思。
记者：您曾经说，担心信用违约掉期[1]将是下一个大麻烦，请说明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索罗斯：在我的新书和《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信用违约掉期已经发展成一个极大的业务，目前市值已经达到4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债的5倍！它发展这么快，恰恰是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在市场繁荣时期投机，而无须借债，只需很少的资本就能建立巨大头寸，而且还能预计风险，并从中获利。这一切做法都是不受监管的。这就好比是一家不受监管的保险公司，合约一方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会履行其义务。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不信任，就像悬在市场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这柄剑一定会掉下来，因为一旦发生违约，一方将会发现对方（比如某个对冲基金）根本无法履行义务。所以，重建偿债机制和合约诚信是很重要的，那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对策之一。
[1]信用违约掉期使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能够找到为这些资产承担违约风险的担保人，其中，购买信用违约保险的一方称为买家，承担风险的一方被称为卖家。双方约定如果金融资产没有出现，则买家向卖家定期支付“保险费”；而一旦发生违约，则卖方承担买方的资产损失。——编者注
缓解通胀压力
记者：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目前正受到争议。您认为香港是否会放弃该制度？由于港元随美元下跌，与人民币的汇率差距加大，港元是否面临更大的投机压力？
索罗斯：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会放弃该制度。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固定汇率制度之一，其他的还有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倒是有可能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它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也确实想这么做，但是它们受到美国的压力而不能这么做。香港特别行政区坚持该制度的决心很坚定，我认为不会有什么改变。至于港元面临的投机压力，目前我没有觉察到。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胀压力？
索罗斯：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从外部输入的。高企的粮价和能源价格是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原因，因为升值能抵消一些通胀压力，我认为目前已经有通胀趋于稳定的迹象。当然，人民币升值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农业部门可能受到廉价进口粮食的冲击，但是目前粮价这么高，中国的农民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中国还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因为欧元比人民币升值幅度还大。实际上人民币兑欧元反而贬值了，欧洲人肯定会觉得不公平，从而激发欧洲的保护主义，所以就更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也是这么做的。
记者：请谈谈粮食价格和通胀，这对亚洲特别重要。大米是否真的短缺？政府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