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家就要考虑卡怎么用了，所以在1993年，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银行提款中心的时候，正式提出来要实施金卡工程。所谓实施金卡工程就是要让它有一个受理环境。从1993年开始，这个工程在6个城市做试点，最后扩到18个城市。当时做得比较快的就是1996年、1997年，深圳、广州、上海先是同城联通，差不多1999年左右，同城的基本上都联上了，这个时候可能觉得在一个城市比较好用了，但上海的持卡人到北京去觉得有点不方便，毫无疑问就要提出来在全国范围内如何使用的问题，这是一方面。第二，前面说到了，每个银行自己发卡，自己装POS机，确实是重复投资，很浪费，大家意见很多，资源配置不合理。但要做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当时要征得大家同意才能联。各个城市的大银行觉得点多，不着急，其实他们没考虑清楚，只是想不能便宜竞争对手。
在市场机制竞争条件下，同城银行好不容易联通起来，但是要做异地联的事情还是很难的。这件事情议论了好几年，到了2001年的时候确实已经非常迫切了，而且呼声也挺高，很多意见、报告都送到了中央领导那里，国务院领导对这件事情也多次发表讲话，说了很多次还没有行动，就开始批评，最后就做了。2001年成立了筹备组，筹备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看好发展前景。当时我也不知深浅，稀里糊涂就进了筹备组，进来之后知道确实很难。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有必要成立银联，特别是大家重复投资太多，一个柜台摆十几个机器，太浪费，也很不方便。这就是银联的背景。其实当时的紧迫性我今天理解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如果2001年、2002年不做，现在要做已经做不了了，因为这一方面已经开放了。所以我后来形容那个时候为“已经像宇宙飞船要回到地球”，像所谓的时间窗口，就那么一下，挤进来就来了，挤不进来就回不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时机。
2002年终于把这个事情张罗起来了。当时国家银行觉得有必要，老百姓也就是持卡人毫无疑问都觉得是好事，政府也要过问，因为确实是件重要的事情，行政干预成分相当大。银联当时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实现国内联、城市间联、银行间联。这个事情后来由于行政强制执行，下面再有什么想法也不能阻止，所以办起来也很快。温家宝同志在2002年11月份提出来，在300个城市实现联、100个城市实现银行间联，在40个以上城市发行银联卡，这就是当时所谓的“314工程”。这个项目一年多就做完了。联完成后就已经达到领导的目标了，领导从各方面对银联不用那么关心了。我老形容一个公司是一个小孩，小孩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在经济上有一个词就是法人。我觉得非常形象，它是人，所谓人就是生命。
企业也一样，一旦注册登记，有员工，在工商局要登记个场所，你得给人发工资，要交税、水费、电费、物业费等等。它要开支，有开支就要有收入。它是个人，不像机关，甚至不像北大、清华，财政部给你拨款，不够了再要。而法人、企业，钱要自己挣。银联也是一样，人家关心的是联，我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领导关心的是社会工程的实现。既然今天我们在这个企业，大家有缘分凑到一起，就得想怎样一起把这个企业经营下去，而且小日子要基本说得过去，要有进入小康的保障。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不一样，这不是别人会考虑，也不是领导关心的事了，要看自己如何发展。联公用也好，“314工程”也好，做到了就非常好。当然联后我们就产生交易了，交易了就有钱赚。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当时从社会工程的角度讲，领导人关心的是“金卡工程”，而到了企业内部，企业金融是个经营问题。我们发展得好大家收入就高，在社会上别人也对你认可，这个企业就有生存空间，所以我们开始要考虑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路线。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考虑如何提高交易效率，当时大家说银联怎么好用，那么他们多用一次我们就多一笔交易，如果人家刷了卡之后觉得不好用怎么办？政府关心的是社会效益，而从业务来说我少一笔交易就少一笔收入。所以第二年我们提出来提高交易规模，当时也就是十多个商家可以用银联卡，大概二十五六万台POS机，只要多发展一个商家，多铺一个POS机，大家就多方便，我们的交易收入也就多了。第二年也不错。第三年我们就想，都走到这一步了，将来怎么办？所以我们第三年就考虑走出去，到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去，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开通银联。这些都是从我们自身生存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人关心的事了。
银联发展战略及品牌定位
结合我们自身的发展，我们提出了发展战略的问题。前三年，第一年“314工程”实现联通用，第二年扩大市场提高交易效率，第三年就开始考虑如何走向国际化。这个时候开始逐步研究这个领域、研究这个产业，以及研究我们自身的发展战略，研究国际同行、国际巨头跨国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