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突破观点与此直接相关，我们认为海南要“再造”“主体”，是再造出全新的市场体制与优惠的引资政策，使海南变成体制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聚焦点，逐渐将其变成一个国内现有制度之外的“体外飞地”，然后运用海南的体制落差和政策落差吸引国内的主体进入，把一国两制的模式移入海南，将海南作为“制度制高点”，形成一个特殊的对外开放的窗口。
这套方案，其实质是把海南变成一个离岸金融区，即将其变成中国的百慕大和中国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可注册离岸公司），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块“政策飞地”。这一方案如果被采纳，不仅对海南，而且对全国而言，均不啻一场石破天惊的“开放革命”，效应甚至可能远远有过于深圳特区。其影响力，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我们的报告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连载四期，反响极大。记得我们当年召开的研讨会上，争论焦点竟然是该不该由台湾参与，跟我们共同开发海南，探索完整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但是在1990年以后，随着改革的退潮和反改革思维的上升，我们1988年关于海南建省的方案很快就变得不可能实施了。随后，海南从1988年淘金热中迅速退潮，到1990年进入最低谷。1991年“南方谈话”以后，海南又迅速变成了全国的焦点，政策开放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依据和支点。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当年的建省思路方开始局部实施，整个内地资本和企业流入海南的速度突然加剧升温，形成了第二次海南的淘金热。
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正是在这样风起云涌的海南淘金大潮之下，才有了海南机场公司“无中生有”、横空出世的绝妙案例。而这案例的起始咨询，则围绕四个问题依次展开：
一是融资问题。海南90年代的二次开放，是以内地企业的房地产投机资本为主力，全国的闲散资本和银行信贷都向这里汇聚。因此，怎样把投机资本转变为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化投资，怎样把单纯的国内资本投入转向引导国际资本进入，是机场公司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是海南机场公司的发展战略怎样确定，在机场建设期和航空产业培育期怎样发展多元产业，怎样创办与运营综合性的企业集团。
三是怎样将企业发展战略与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管理体制、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企业投资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方案、企业决策管理方式等系统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建立现代大公司的管理体系。
四是在海南的发财大潮中，出现很多吃拿回扣、资产流失的失控问题，机场公司介入房地产之后，也有很多黑洞问题需要解决。
海南机场公司的总裁陈建威，是民航总局的一位“下海司长”。他是一位表面看颇有些强悍杀气，但实际上待人十分宽厚，甚至有时又让人感到偏于文弱的老板。他很有理论偏好，关注政治与理论动向，但又不是高调创新一类；他很有做大做强的激情，热心于大公司管理体系的构建，但又不属于冒险豪赌一类；他看人做事有很细致的一面，大事小事都管，但又不会在企业政治的旋涡里使用手段……总之，陈建威是一个很矛盾的企业家。他在与我们研究海南机场公司的难点问题时，常常能展现他的突出优点，使我们在走进海南的财富大潮过程中能保持理性，对我们日后的工作颇有助益。
海南机场公司咨询的刺激
海南机场公司咨询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集资融资的。
海南机场公司的设立是一个资本运作和融资服务的投行项目。在海南淘金热大潮流中，大量投机性资金涌入海南，都是为了这边买地、那边卖地，迅速转手以求暴富。这一时期整个海南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海南过热的投机资金引导到海南最缺乏、对海南发展也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但恰恰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巨大现金流是长线投入，又是典型的微利投入，而被投机资本们拒之千里。
海南的老机场占地3000亩，位于市中心的核心地带，飞机的起落已经对城市高层建筑明显形成碰撞威胁，必须搬家。当时的三亚还没有机场，所以怎样招引巨额投资，同时新建三亚机场和迁建海口机场，是海南发展的焦点难题。当时政府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很难由政府出全资修建这两个机场。因此，必须运用政策优势，发挥体制优势，把盲目流入海南的投机性资本引向基础设施投资。
海南机场公司的集资融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机场公司设立的募资，第二个阶段是美兰机场投资项目募资。
机场公司募资方案的精妙一笔，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海南地区投机追捧房地产的社会心理，用老机场所占的3000亩地作价100亿元（当时周边的土地已经攀升到500万元\/亩，所以理论上讲它是价值150亿元，但机场公司把它算为100亿元），通过省政府与海军谈判，形成了一份《合作纪要》，明文确认只要支付8亿元的补偿款就可以把土地让出。由于机场迁走后老机场这块地原则上归在海南机场公司名下，拿这块土地超值的“概念价值”，机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