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兰德公司”之志的前10年咨询历程中，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的绞杀纠缠，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地步。一方面，这整个10年呈现出从“解放”到“复辟”的一场完整长程的变革；另一方面，在我们实践中的每一项、每一步，都往往会有“不进则退”、反复争夺的微观轮回。那样一种改革与反改革、历史进步与阻挠进步、旧体制一统江山的强大障碍与破除此障碍的思想解放冲击，处处都暗含渗透着胜负难料的“轮回基因”。
但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结束了。第一代政治型企业家的使命也就此终结。到了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二代机会型企业家开始正式入场。
引言
1991年年初，在中国改革的最低谷时，我前往美国；一年多之后，我就在报上看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国的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外界舆论盛传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1992年，我被祖国新出现的热景吸引，从美国飞回中国，并马上到了经济高温之中的海南，亲眼目睹了一番风起云涌的发财景象，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目眩神迷。
那次海南之行，给我最大刺激的当属冯仑。冯仑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改革圈里小有名气，也是当年改革精英中的骨干人物之一。当时，他在南德公司任办公室主任。他当年给我的印象与现在完全不同，属于很有想法但又并不张扬，很有干劲又略显忧郁，很有逻辑又过于精细的一类人。我看他在南德公司虽身居要职，但并不顺心。
1993年年初，我在海南又见到冯仑，他已经判若两人，称得上意气风发、激情满怀，创业豪情溢于言表。当时最精彩的故事是万通的创业史，几位南德精英在海南低谷期到来时，在方便面都快吃不上的最后关头，做成了一笔空手道的批文生意，一两百万的收益让大家陶醉万状，并商定最后再干一票，每人赚百万就收兵回家。没想到，第二单机会以千万利计，他们的财富冲动被全面唤醒。这时，万通的愿景目标已是建立十亿级的大公司。最近，我读了两遍冯仑的新作--《野蛮生长》，处处都有重回那一时代之感。
但是，就在人们踌躇满志地冲入中国经济发展热潮短短两年之后，中国经济过热失控的舆论甚嚣尘上。世行专家、理论权威到处讲话，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热过头了，无论如何都要打压投资、制止通货膨胀，降温回冷。于是，90年代中期，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各种严控投资等政策手段便接踵而来。经济大收缩一旦降临，中国经济又掉头而下，迅速转入萧条。海南省、广东惠州和其他各地房地产热中产生的一批巨富，突然又处于极其窘迫的困境之中，大量的财富转瞬间烟消云散。海南投资热迅速转化成一场房地产灾难、银行灾难，以及疯狂企业家们的灭顶之灾。积压的房地产给海南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深远，截至1998年，海南停建缓建的商品房总面积为1611万平方米，计550个项目。投入房地产的资金大量沉淀，其中90%为国有银行资金。发生在这些新兴地区的灾难，不仅蒸发掉身处其中者的财富，也迅速传导至内地，中国内地国有城市工业紧随其后陷入萧条和衰退。国有企业脱困、城市职工下岗分流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词汇。我们这时的咨询服务也从“大起”中的战略策划、资本市场融资、全面的投资扩张，立刻转入了“大落”时的企业收缩、重组，甚至于破产清偿等领域。
引言
中国经济在改革上的大调整往往不是在经济顺利之时，而在发展受困之机，这几乎成了规律性的现象。一旦经济衰退，处于极端困境之下的政府与企业就会趋于一致、全力改革，整个社会就能迎来制度性变化的曙光。到了1996年、1997年，城市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灾难日重，我国的国退民进浪潮很快显现，并逐渐被官方认可。从县级国有经济全面退出开始，一大批经营不善的城市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内部改制和外部重组。这一时期，大量的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在产权重组和上市公司的兼并整合等领域里开始全面推进。这一场国退民进的浪潮，也一步步上升为国家政策的主流。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推进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现实的巨大压力总是很好地教育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比较清醒和聪明。到了世纪之交的几年，也就是进入1999年以后，国退民进的步伐终又加快，出现大量优质企业的“隐性MBO”潮。
在这个过程中，伴生着另一重要现象，就是在城市竞争性国有企业迅速衰退的过程中，中国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制造能力开始崛起，并进入全球化竞争，引导中国经济走向一个全新的结构，即民营经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三分天下。民营企业在其所擅长的领域中异常活跃：一是外向型产业领域中，低成本的民营制造业，迅速做大；二是参与国企改制的重组整合；三是流通领域和服务业的能力再造；四是民企在房地产由冷转热中的淘金。这四股浪潮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重大变化。
当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