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草根民企发展的最大启示，在于经济大转型中到底怎样识别新的经济价值和新的经济基因。大变局与大整顿中，老旧者难免将死，新兴者正脱颖而出，许多新的企业、新的价值、新的事物、新的经济基因，在传统思维里不起眼甚至很简陋、很落后，但其中包含了巨大的成长性因子，在转型与变化中会迅速发酵和裂变，会加速变身为替代老生产力的新生产力。世间的事往往如此残酷和富于戏剧性。在80年代的经济热潮中，谁是最优质企业？谁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似乎是一望即知。我们当年很多客户，比如一汽、二汽、嘉陵、中化、联想等，都是全社会公认的优质企业，是短缺经济中供不应求的强势企业。但在经济低谷和转型期，面对温州的小作坊生产和十万销售大军的“腐败”机制，面对普遍因管理资源不足而表现为家族作坊式的小企业们，到底谁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生产力基因？这是需要我们的咨询家、投行家、理论家等用全新的视角与思维去辨识和发掘，去助长和推动的。
到今天，当全世界均对中国经济如此成功议论纷纷的时候，“温州奇迹”可以列为解析“中国奇迹”的一个经典缩影。温州人用他们蚂蚁搬山式的个体私营作坊大军，聚沙成塔、汇流成河，继而称王天下。人们惊异之余所看到的，正是中国能够迅速崛起的内在根由。以笔的生产为例，当温州人每支笔仅赚几厘，每年生产的数亿支笔占领世界市场头把交椅时，关于什么才是“优势”的认识，便得到一次彻底的观念颠覆。你能设想当初上海的名牌国企们，会干这些事吗？--政治型企业家与市场机会型企业家的区别，也由此可见端倪。后者就像是草，“南方谈话”发展市场经济的春风一过，便莺飞草长、绿遍江南，国退民进的大潮也会无可匹敌。当邓小平“姓社姓资不争论”的主张成为主导，经济的归于经济，企业的归于企业，市场的归于市场，“草根”们的机会就来了。政治型企业家的时代也就落幕了。温州的经济真正勃发，实际上是在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波动中完成的，温州制造业找到了大规模、低成本、全球化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业的经济新路，使该地区经济完成了从发育、形成到爆发性成长的全过程。
在当年的经济低谷和波动中，人们对初起的温州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认识冲突，正表现了80年代中人们对新价值的判断能力并不很强。特别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诸如民营机制，市场发育和成长，新兴机会的捕捉和放大等，思维中几乎没有概念。温州争论对我们今天企业家的启示，最重要的核心在于：经济热潮中大量企业因为环境和地位而财源滚滚并被人看好，但并一定不是从深层次认识企业真实能力和前景的最好方法；只有到了“水落石出”的低谷期，所有企业都在困境中挣扎时，才最有可能发现新兴生产力和最好的企业，并全力扶植和帮助其渡过难关，这是投资家、投行家及企业家认真修炼的能力和功夫。
今天回首远望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型企业家，他们中的最杰出者，却大多成为悲剧性人物。这是那个时代的背景使然。
2008年我写《真相：谁推动了中国改革》一书，送给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先生一本。他说他回家一口气读到凌晨，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那一批志存高远但命比纸薄的企业家。当年的承包制之争、股份制之辩，等等，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不知所云，但对于那一代企业家来说，却是一种真实无比的社会生态，每个人都在一片理论与思想的混沌中三面开战：一面与政治权力争斗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凶险的政治陷阱；一面在争夺只有打破行政控制才能获取的稀缺资源，在重重险境和前路未知的改革探索中，往往是激进者冒越界的风险，保守者将一无所获；一面还要在市场上东拼西杀，外部市场与内部管理都在传统思维的约束下步步为营，每一场改革都面临着上下左右的多重障碍。
1991年1月，我办好了出国签证，从首都机场起飞去美国。在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中，我有种穿越游走于时间隧道的奇异感觉。我在回忆80年代，也在反思80年代，一个最强烈的感受猛然间涌来：这一场看似很久、实则短暂的10年改革，恰恰在短短10年中迅速经历了从“解放”到“复辟”的巨大人间变革！
我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在这场改革中浸入之深、投入之多，自不待言。我的全部能量、智慧、心血、经验，都是全情抛洒、不惜余力。今天不得不飞往大洋彼岸，暂时离开我所珍爱的改革事业，心里多少感触，多少无奈，多少不甘。但在我心深处，永远激荡着涌动不息的朦胧期待。
我知道，我和我的合作者、我的企业客户，都是这个时代最积极最投入的“弄潮儿”。但同时，我也常常会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壕战友们，又像是不断与一架巨大的旧体制“风车”做着一次又一次看似徒劳的 “风车大战”的现代“堂·吉诃德”。只有我们这些一线作战者，才深切地痛感这旧体制坚冰的无比深厚，才深刻地知晓那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改革艰辛。我感觉，在我和我所开创的和君创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