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以包代税”的研究项目里，我们与当时国家税务总局的陆炜和股份制专家刘纪鹏一起搞了一个研究承包制与税收的重要课题，主要研究企业承包制对税收制度的扭曲，探讨了企业以包代税的不合理性，以及地方政府承包导致的地方利益分割和整体市场的封闭。我们认为，早期改革中普遍实施的承包制，已经从企业到政府、从地方到中央到处滥用，与规范化的现代税收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30%降到1995年的不足10%。照此以往，承包制的惯性延伸将直接威胁到改革开放中正常的国体运行。一直到90年代，我们的研究才成为主流理论，并于1995年以后实行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承包制对正规税制的代替自此消亡。
其次，在承包制的制度安排方面，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首钢理论。我们认为，由于承包制改革是一种用放权让利的方法打破行政控制的过渡性改革，它在改革之初具有积极的革命作用，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有巨大的冲击功效。但是，承包制并不构成新的企业制度安排，其政企之间的关系仍在原有框架之下，仅仅减少了承包期内的行政干预。从另一方面讲，承包制的实施，又会产生企业无人约束的“内部人控制”的巨大麻烦，企业内部个人专权现象难以避免，并导致企业管理个人化和随意化。
1988年，体改所在吉林召开的“全国承包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重点讨论承包制的改革难题与改革趋势。我们就承包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承包制有推高通胀的四大弊端：
①没有制度稳定性，企业一定会涨物价、抓快钱，行为短期化。在承包体制下，企业很难依据规范的产权制度稳定运营，企业家永远为下一轮承包制的讨价还价焦虑担忧。
②没有约束性，企业一定会乱投资、提物价，行为随意化。企业很难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既分离又约束的决策机制，企业家在自己的领域中存在盲目扩大投资的天性。
③没有资源开放性，企业一定会拒联合、不流动，行为封闭化。在承包制度下，企业很难建立要素流动的平台和机制，使短缺行业无法顺畅取得急需的资金。
④没有管理科学性，企业一定会难协调、无控制，行为分割化。企业很难解决层层承包中的利益冲突，企业内部分包交易层层涨价，使大公司的功能划分与科学化管理无从形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首钢的承包制已经走到尽头，中国企业应该分两步走出承包制的困局。第一步，在大型企业的第二代企业分块试行股份制，加快要素流动与重组；第二步，在大型企业之间互换股份，形成交叉持股的运营机制。
再次，对首钢的以包代管，我们也有明确的意见。承包制仅仅是经济生产指标分配的局部手段，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体系。在大公司的内部管理上应该深入系统研究借鉴国外大公司的经验模式。为此，我们将在二汽做的大公司管理体制方案应用于承包制的研究，将投资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的功能分开，并建议首钢应该根据不同层面、不同功能进行科学的专业化管理，建立综合功能体系，放弃“层层承包、一包到底”的原有做法。
首钢的承包制研究不是一个企业的咨询方案，而是一种改革的政策研究。其主要内容是与税收体制、股份制结构、企业集团发展、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机制等结合起来对比研究的。在当时，首钢作为这一系列研究的典型参照坐标，对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起到了重大的借鉴作用。
首钢承包制的结局
我们对首钢的研究，没有成为首钢的主流意见，只是在与赵玉吉的交流中，我们阐述过很多批判性的观点。但是，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与首钢的权力结构，都使得首钢新生代难以用正常方式表达意见。这时的周冠五已经成为改革神坛上的偶像，至高无上。为此，年轻一代的管理者对周冠五的畏惧使他们的思考难以登堂入室。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们的意见在首钢不仅不能成为主流，甚至连真实表达都很困难。也正是因为周冠五的“帝王至尊”，使赵玉吉只能用非常规的方式表达意见，靠组织自己的小团队巩固地位。最后，被周冠五以“抢班夺权”的罪名扫地出门，赶出了首钢。
但是，周冠五后期的与世隔绝和自我中心，已越来越难为社会认同，使他的改革之路越走越窄。最后，在他儿子违法出事后，周冠五黯然下台，首钢名噪一时的承包制改革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周冠五与赵玉吉都是悲剧式的人物。前者因为思维内容而成为悲剧，后者则因为手段方法而成为悲剧。但是归根到底，他们都是改革历史“之”字形发展中的悲剧角色。首钢改革这一幕历史大剧中，真正牵动我的不仅是改革理论的坐标探寻，还有历史大潮中企业政治翻云覆雨的真实惊险。
在周冠五之后，首钢重新调整战略，开始按新的思路继续改革。首刚目前整体搬入河北曹妃甸，重新建立了现代钢铁基地，并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