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速度有稳定性，通胀永远是币量过多的结果。于是建议：币量的增长率要在国民收入增长率加百分之二至五之间。弗老认为通胀率百分之二至五有利。这里我要补充。在有严重的最低工资管制下，不高的通胀有助，但中国是另一回事【中国在九十年代后期起有好几年严重的通缩，但失业率不升】。
调控币量是弗老的黄金定律。理论对，但实践难。首先是货币要怎样算才对【香港的中学生也知道有M1、M2、M3之分】。其次是币量的变动往往要久达十多个月才见到效应。跟是电讯的发达与国际需求美元的影响。七十年代后期我指出，电讯的发达把汇款时间从数天减至数秒，对货币的转动与国际化会有重要的影响，但找不到几个注意的人。
弗里德曼历来反对以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通胀及经济不景。他主张控制币量的稳定缓增，让市场决定利率。然而，远在六十年代初期，币量怎样算与调控得准确的困难，不少人知道。一九六五年，我的一位师兄A.Meltzer回到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作研究报告，说只要调控远为容易处理的银根【monetary base】，币量会适当地自动调整。那是一篇重要文章，后来成为欧美货币政策的一个中流砥柱。
三十年后--一九九五--这位师兄访港，跟我到雅谷进午餐，谈起币量理论，他有困扰，说美元的币量上升年率近百分之二十，但毫无通胀加速的迹象。他的解释是当时美元强劲。其后我想，这就是了，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多国重视以美元作储备；同时，不少外人喜欢持美元保值，而到中国投资的通常以美元交收。这样，美元币量急升是不一定会导致通胀的。大约两年前，弗里德曼对自己坚持了数十年的货币政策公开地表示有怀疑。
格林斯潘十五年前起就采取以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通胀或不景。他懂得掌握很多方面的数据，也深明银根之道。调控得相当精确，但不幸的是，利率的轮上轮落使经济整体付出大代价。
货币没有固定的锚，适当地调控币量不易，不是可取的货币制度。这几年我这样想，蒙代尔早就这样想，但我反对中国走欧元【亚元】的路。下文再谈。
40 不要选增加央行权力的货币制度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纵观近日人民币的走势，加上去年十二月央行改变了“中间价”的计算方法，央行显然是有计划地要脱离朱镕基时代的货币制度，以美国的没有固定锚的制度代之。去年七月公布转用一篮子外币为锚之说，已成泡影。说中国的经济亮了红灯，再不用加上问号了。
见形势不对，我在二月九日写好了《从格老政绩看美国的货币制度》，二月十四日发表，打算以之起笔写几篇解释为什么央行是走错了路向的文章。殊不知老友蒙代尔也看出央行要改变货币制度，二月十三日于北京大声疾呼，说会有“灾难性后果”。英雄所见略同，一别三十七年，蒙兄的宝刀竟然未老。
看来是响应蒙代尔，二月十五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发言，说人民币快速上升是市场压力所致。吴女士显然不明白朱老时代的货币制度，也证实今天央行再不用该制度了。不小看吴副行长，我自己也曾经理解错了，批评过朱老。只是一九九七年得到一个提点，跟灵机一触，想了几年，愈想愈佩服，于是公开认错。
朱老时代的制度是把人民币下了一个固定的锚，另文解释，我把此锚一般化，阐释为一个可以直接地在市场成交的指数【a tradable index】，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了这样的锚，所有其他价格，货币量，以及与此锚分离的汇率，都要环绕这个锚浮动或调整。锚的本身可以人为移动，但不会受到任何市场压力的左右。
我们可以容易地为朱老时代的货币制度辩护，说这制度不仅胜于美国的，更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货币制度。让我傲称之为“中国制”。事实胜于雄辩。没有任何学者不认为货币制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事实说，在这制度下的十多年，中国经济的稳定与迅速发展，史无前例，是个奇迹。只这一点，我们充其量只可以考虑换锚，但无端端地改变下锚之法【改变货币制度】是不智的。事实上，十多年的经验足以证明中国制行得通，守得住。我们听到的外来压力都是政治的，那些代表压力团体而不是代表消费者的言论，要求中国货起价！作为泱泱大国，中国大可忙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转走欧美的没有一个固定的锚的货币制度，适当地调控货币量与利息率的困难早晚会出现，跟就是手痒起来，以??杂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引起各种对经济有害无益的波动，忘记货币的基本用途是减低交易费用，让经济稳定发展。到了某一天，国务院也会手痒起来，以货币政策协助财政的需要。这样，央行独立的呼声就会出现了。
历史与逻辑皆说，凡是货币下了一个固定的锚，不管是昔日的本位制还是今天香港的钞票局制，都没有什么货币政策可言，管理的职责是守锚与监管银行运作，经济的其他方面是守锚者的权力范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