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美国的政客在香港汇率的问题上胡说八道，根本不明白这制度的本质，香港有关的官员应该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所谓联系汇率，只不过是一个有“本位”的货币制度罢了。
8 中国的通货膨胀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今年九月十三日，我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私产化与特权利益的冲突--中国体制改革的经验》的文章【见九月十四日的《香港经济日报》与《文汇报》】，自己认为写得满意，事前曾把该文的英语原稿寄给弗里德曼。在目前中国经改的重要关头上，弗老不迟不早地要到中国去，不可能预先知道中国如火如荼的新发展，希望他能在行前细读我这篇文章，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作一点准备。
大致上，弗里德曼很喜欢我文内的分析，但关于结论中我对中国通胀的观点，他提出反对。我结论的那部分是这样写的：
据报道说，中国人民币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长率。但这样的增长率，不应该是目前急速通胀的主要原因。中国有好几个地区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超过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以往的自供自用的或以货换货的产品，今天已在市场以商品的形式成交了。这些发展，在官方发表的数字中是没有的。
“话虽如此，将人民币的增长率，控制在每年百分之十五左右，应该较为适当。但我认为中国的通???还有如下的原因：在管制下，利率过低；政府压制大有起色的私营财务公司；大有名堂的外资银行也不准在中国执行银行本身的主要职务；国营企业在提高价格的情况下，产品供应的增加不够弹性。”
弗里德曼所反对的当然不是以上引文的第二段，而是第一段开首的两句。我认为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币增长率是不足以为忧，他却坚信这增长率与通胀恶化有决定性的关系，而这恶化会是中国经改的一个重要障碍。我当然同意货币的增长率对通胀有决定性，但弗老显然不明白我那简单的关于中国通胀的分析的含义，所以在中国的旅程中我们就反复地谈及这个问题。这样，到了南京时，我们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就有了一个共识，使我觉得我原文中上述那一段不需修改了，但补加一个详尽的脚注却是需要的。本文可算是那个脚注，其中有不少地方得自弗氏的启发。
什么是通货膨胀？
一般人以为，通胀是指物价的广泛上升。这个概念不对。假若我们明天从床上起来，发觉所有物价、工资及自己所有的钱都上升了一倍，这不是通货膨胀。好比一夜之间政府将一元改做二元，是一还是二，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投资或消费行为，因此我们不会谋求什么对策。物价在数字上是上升了，货币量在数字上是增加了，但什么影响也没有，这不算是通胀。
通胀的定义，一定是基于一个有时间性的通胀率，每年、每月或每一段时期内一般物价上升的一个百分率，而这个百分率不是一次过就停顿下来的。因此，通胀的概念就包含人们对通胀的预期。物价上升，若不引起人们对物价继续上升的预期而作任何应对的策略，对经济整体是没有影响的。通胀是因为人民的预期而促成，使物价的上升不仅是上升一次而止，而且由于人们谋求对策，促成了一个按时上升的通胀率。人们对通胀预期的形成不易，但形成了要他们改观--终止那预期--更难。终止通胀预期的唯一办法，就是压制货币的增长率，使人们入不敷支，受一点痛苦，不能不改变预期，因而改变超前消费的意向。
另一种的物价上升，也不算是通胀。那就是，物价在政府管制下，一旦放开了而上升，不是通胀。这是因为被管制的物价不是真正的物价。物价被管制在市价之下，求过于供，人们或要排队购物，或要用有价值的粮票，或要走后门、搞人事关系，又或者争先恐后，打得头破血流--这一切都要付出代价--而这代价是价格的一部分。解除了价格管制后，这些代价是不用付的。所以因为解除价格管制而导致的以金钱表达的物价上升，只是政府统计数字上的上升而并非真正的上升。很不幸，政府的统计数字可以误导民众。这样，由于解除价格管制而引起的假的物价上升，可能使民众认为通胀是真的那么厉害，增加了他们的通胀预期。
中国内地最近大幅度地放开了一些市场价格--这放开是极为重要的--但这种并非真实的市场价格上升，占有今年上升较速的通胀率的比重究竟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了。
通货膨胀率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我们不容易估计，今年内地仅在八个月中就有百分之十九强的通胀率究竟是代表什么。一方面，如上文所述，这数字似乎是包括了由市场价格开放而引起的金钱表达的物价上升，但其实这一部分并非通胀。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单以近几年没有价格管制的物价来量度中国的通胀率，也会歪曲了中国通胀的真实性。
在这后者的问题上，我向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他很欣赏的观点。那就是以同样的足以引起通胀的货币增长率，假若一部分的物价是被管制的，另一部分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