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吗？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他那难掩的诡诈与“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暴露了他自己。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吴蕴初又大喝道：“想溜吗？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份。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吴蕴初果然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却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
吴蕴初曾在家里宴请王若飞和邓颖超，他们代表毛泽东个人来感谢吴蕴初，还送了礼物：一条毛毯、一袋小米、一袋红枣。吃饭的时候，吴蕴初说请他们把吴志进带到延安去，他们就说，延安很苦，贵公子吃不了这个苦的，还是等过几年再说。吴志进后来回忆说：“其实父亲也就是这么随便说说，根本不是认真的。那条毛毯是灰白花、长毛的延安毛毯，后来我在学校念书一直带着用。”
王若飞说：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吴先生这样的实业家振兴工业。这给吴蕴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蕴初于1948年底出国。上海解放时，他在美国，听到上海天原等厂一切正常，十分欣慰。不久，他收到钱昌照来信，邀他回国。1949年10月，吴蕴初到达北京，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并设便宴招待。一见面，周总理就说：“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周总理还说：“中国化学工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希望吴先生能为化工事业继续努力。”吴蕴初受到极大鼓舞。这年11月，他返回上海，受到天原电化厂全体职工热烈欢迎。此后，他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及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化学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等职。1952年，人民政府委派他赴苏联访问，回国后，准备请他到北京工作，进一步发挥他的才能。不幸的是，夫人戴懿的病故，使吴蕴初十分悲痛，加上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直至病逝。
吴蕴初的性格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书生气。在吴蕴初儿子的记忆里，不能说父亲的脾气很不好，但他是个不太会掩饰自己情绪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不高兴了就不高兴，想拍桌子就拍桌子。他说话是极其粗鲁的，骂起人尤甚。他还喜欢舞刀弄枪、打太极拳。
有一段时间，吴蕴初对大儿子吴志超有些生气，因为吴志超喜欢到外面去做投机生意。做投机生意在当时是被正派人非常瞧不起的。那时候他们住的房子在重庆猫儿石的山坡上，吴蕴初住在上面一点，吴志超的房子在下面一点，就像一个小坝一样。吴志超年轻洋气，喜欢听听外国音乐，有时候还在家里跟朋友一起跳舞。吴蕴初看不惯，对儿子很生气，对听歌、跳舞这些行为特别烦，他不高兴了，就拿个棍子把收音机的天线砸了。有一天，他的夫人早早就出门与朋友活动去了。他一个人在家生闷气，拿着刀子乒乒乓乓把家具劈得一塌糊涂，连太太的床也没有放过。
在生活上吴蕴初很粗线条。他吃饭极快，上桌子三两分钟，吃完了拍屁股就走了，从来没有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吃。一般大老板不会在街边吃东西，但是他会。有一次在上海复兴公园门口，他看到卖油炸臭豆腐的，就买了一个吃，边吃边说，不要看到熟人。结果真的碰到熟人——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女儿吴志莲参军填表时，有一栏要填“家庭经济状况”，她不知道怎么填，就写信问父亲。父亲很生气，说：“我的所有家产都在基金会，谁要了解自己去，我也说不清。”
慈父
吴蕴初和儿女小时候接触不是很多，但是他也喜欢跟儿女开玩笑。他会在三儿子吴志进睡觉的时候把他画成大花脸。在重庆的时候，他喜欢和吴志进一起炸麻雀，因为他懂怎么样用火药。他喜欢喝酒，家里有很多酒，但是他又很小气，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喝。有时候孩子们会偷他的酒喝，后来他发现少了，就用铅笔在酒瓶上做记号。可是后来吴志进也发现他的记号，就在偷喝之后把记号擦掉，再画。
吴志进的脾气和吴蕴初一样暴躁。吴志进在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个教官冤枉他，说他欺负另外一个同学，其实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吴志进跟他辩论，他就在吴的脑门上打了几下，吴志进就踢了教官一脚。学校因此把他开除了。吴蕴初就这件事只对他说了两句：第一，你被开除了，在防空洞关两个礼拜；第二，教官怎么打你，你就应该怎么还手。
吴蕴初这样粗线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