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天利氮气厂和同时在建的永利公司南京铔厂之间避免矛盾激化，吴蕴初与范旭东坦率地通函协商，划定了各自的经营范围：永利在长江以北，天利在长江以南，从而形成了所谓“南吴北范”的格局。
日伪时期铁路沿线，大街小巷，几乎凡是人流较大或簇居集散处都彩绘着甚为醒目的“仁丹”与“味之素”的广告。这种无所不在几乎渗透到每个角落的产品宣传，说明厂家能力强，而且生产厂家多，生产量也大；但也有个弱点，一旦遭到比它物美价廉的同类产品的抵制，必如急流被阻当即积压成山，不是另寻出路，就得停产。
日倭的可恶，在吴蕴初的脑海里印象最深，从明代以来的强盗式的掠夺愈来愈凶，特别是幼时那听了多次，次次为之切齿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他终生难忘，时时想象着他如何能像戚继光、俞大猷那样纵马摇枪，麾动铁骑去痛快淋漓地驱倭出境。如今他已经抓到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凭了自己的本事，和那些握着“味之素”的日倭较量较量了。其次，“味之素”体小单一，便于研究。因为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来说，是承受不起复杂庞大的实验活动的。最后，像“味之素”这样的产品是最易得利的，因为它是人们一日三餐中很理想的调料。销量自会极大，见利也会极快。
吴蕴初主意一定就跑到商店花了四个银角子买回了一小瓶“味之素”。就在他与妻子在上海租用的一间半卧室，做起化学分析，分析的结果，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钠，当时化学上的中译名称为“哥罗登酸钠”。对“哥罗登酸钠”吴蕴初并不陌生，他是读过有关资料的。最早从植物蛋白中提取这种物质的是德国人，日本人自是受了德国人的启发。日本人能从德国人的启发中获得这种产品技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日本人的启发下获得这种技术呢？只要能提炼出“哥罗登酸钠”，就解决并获得了与“味之素”相类的产品。
环境小，条件差，吴蕴初又在做着“新炽昌”的厂长，只能靠“业余时间”。条件差，化学反应就不会进行得很完美，速度也必缓慢，因此往往需要几个昼夜的连续观察与记录，一个只靠“业余时间”的人是无法坚持的。于是这个具体的、日常性的试验活动就只好由助手代替了。请助手，吴蕴初没那个条件，也因为要保密而没那种可能，就只得依靠他的夫人戴懿了。戴懿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连初小都没有读完，根本不知道化学为何物。但是，她慧心独具又极忠于丈夫的事业，硬是全心全意地在丈夫的指引下坚持着工作。每日里认真地观察着各种细微的反应，一点一点地记在一个专用的小本子里，经常是夜以继日地摆弄着那些瓶瓶罐罐与酒精灯。而且不仅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与劳务，还须不时地向人赔小心，因为试制中不时逸出的硫化氢臭气与盐酸的酸味弥漫着整个亭子间，再溢入邻家，邻家自然会很不满于这种污染。吴夫人每当此时，只好事先往邻家去致歉，以求得谅解。
吴蕴初夫妻同心，顽强地坚持，经过近一年的紧张而繁细的工作，终于掌握了“哥罗登酸钠”的制作方法。夫妻俩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辛苦苦结晶出了几十克颗粒细微、白光耀眼的晶体。虽只几十克，可这标志着日后的无数克；标志着自此中国人凭自己努力获得了优质的化学调味品，就足以将那泛滥而入的“外货”抵出国门，因而将那些因外货泛滥而兑出的白花花银子流转回国内！
交际
在重庆时，吴蕴初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就是：1945年9月17日，他和王若飞共同签名发送请帖，邀请重庆的工商界人士和毛泽东在桂园座谈。
当时的历史条件，吴蕴初未必说多么了解共产党。他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傻乎乎的，没什么心眼。那时候他和黄炎培、章乃器这些人很要好，这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经常在一起聚会，叫做“星期五俱乐部”。那时候重庆也没有什么好饭馆，冠生园是最大的饭店，他们就经常在那里聚会。那时候有舆论说让工商界和毛泽东见见面，应该说有人可以出面的，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出面，因为出面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吴蕴初无所谓，他是有点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他经常去欧美考察，受美国的影响很深，比较欣赏多党政治制度，他觉得让人家讲讲话也很好，是很朴素的民主观念。
另外一方面，吴蕴初也是比较在乎名声。这对于他来说恐怕不是一个政治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事务。他没有多少政治头脑，没有什么倾向性，也不太懂。抗战胜利以后，他是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帮他妻子去贿选国家代表，买了几个手表送给人家，后来还是他的老朋友钱昌照（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跟他说，差不多了，你不要去搞这个。
在重庆时，吴蕴初发现，无论他到哪里都有人跟着，而且不时地换人。吴蕴初家住在猫儿石，他每次进城要从嘉陵江摆渡。从摆渡开始，他只要一上船，就必然会有一个陌生人跳上来。下船之后坐黄包车，也总有人在后面跟着跑，因为重庆不能骑自行车。很辛苦的，一班一班换人。
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