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刘鸿生（1888—1956），名克定，祖籍浙江定海。中国近代实业家。
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清末为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被称为“煤炭大王”。此后，将其资本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业。1920年起陆续创办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企业，还投资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到1931年投资额已达740余万元，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重庆和兰州投资创办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公司等，一度任重庆国民政府火柴专卖公司（后改火柴烟草专卖局）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轮船招商局理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职。
刘鸿生的父亲常常外出工作。他从小就跟在母亲身边。母亲看着小鸿生在家里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有点无聊时，就放下手中的活计，陪他在房中玩，给他讲故事。以至每天小鸿生总是在母亲的故事中睡去。
刘鸿生是在上海第一所新式儿童启蒙教育机构梅溪书院开始了学习生活的。梅溪书院的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跟旧式私塾完全不同，教授的是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外文、体育等课程，时人称之“洋学堂”。小鸿生很聪慧，也很投入，母亲讲的故事中的人物常常成为他的榜样。他的兴趣很高，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宠爱。
然而，刘鸿生七岁的时候，父亲刘贤喜一病不起，终至医治无效而撒手人世。安葬父亲回来，小鸿生一个人独自痛哭沉思。苦难的降临使七岁的他竟思考着未来的命运，他担心，家中的经济紧张，势必将辍学。他似乎已经知道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天晚饭后，七岁的刘鸿生对母亲说：“妈，我不去读书了。”母亲很惊讶：“为什么不去？”刘鸿生说：“念书要好多钱。”母亲怔了怔说：“阿妈卖脸皮也要供你读书。”刘鸿生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止不住的眼泪在脸上流淌……
刘贤喜走了，刘家唯一的顶梁柱折了，断了经济来源，又无丰厚的积蓄，三四个孩子，最大的鸿生虚龄才七岁，但刘母并没有被击倒，而是强抑悲痛，挺直身子，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家里的银箱只存当票，不藏银洋。她就不得不暗地里把别人缝补浆洗的活儿揽来，赚点劳力费作为家中的费用，把儿女养大，并供孩子读书。
看着母亲没日没夜地操劳，刘鸿生不但懂得能读书不易，从而更加刻苦勤奋学习，也埋下了他以后在艰难中崛起的坚毅种子。
1906年秋，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刘鸿生初离校门，便把谋生的着眼点，放在了租界。初时，不得已暂就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教员，教授巡捕的上海官话，月薪四十元，骑马找马，他很快打听到了一个新缺：由洋人控制的租界司法机关“会审公廨”（相当于现代的法庭）要用一名翻译，月薪八十元。不但薪水可翻番，更重要的是有了接触商界的机会，刘鸿生决定把它作为第二块跳板。很快刘鸿生就打听到：能否被录用，关键在一个叫谢培德的总翻译身上。谢培德只有三十六七岁，鹰眼、尖腮，奸狡、诡诈而又阴沉，手段灵活，社交广泛。刘鸿生专等了一个单独相对的时机，求见了这个总翻译，恭谨有度，投其所好，果被录用。又经过短短几个月，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承继祖业经商发家的宿愿，最有效的途径是借助于外商企业。可自己两手空空，两眼茫茫，怎样才得入此捷径呢。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旧案重题，说起同治十三年（1874年）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两次“四明公所案”的旧话，使刘鸿生心里一亮：门路来了！原来，宁波人重乡情，凡是宁波人聚集谋生的地方，几乎都组办有“四明公所”或“宁波同乡会”，是同乡相关照的帮会。对于这两次公案，刘鸿生虽未身经，却也有耳闻。如今，一经提起，当即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原来，此时担任旅沪宁波人同乡会会长的，正是周仰山。这周仰山可谓财大气粗，声名显要，且与洋商关系非凡，正是借重的好人选。周仰山与刘鸿生的父亲刘贤喜，一来是同乡，二来刘贤喜为人精明、恭谨，相交也算不薄，刘鸿生幼时也曾见过周仰山一面，此时相求，多半会有所帮助的。想虽如此想，但刘鸿生却没有草率地急于求成，而是先弄清底细，再订实施计划。于是，刘鸿生便下工夫深入了解周仰山的为人与现状。再经综合分析，认定周仰山是个有胆有识、宽和大量的人，如今财气一大，地位一高，更是重声誉，讲体面，喜欢奖掖后辈中有出息的人。于是，刘鸿生给周仰山写了一封信，信中只是叩安问好，执通家子侄之礼，说幼时良好印象，谈父亲在世时曾由衷赞叹周伯的为人，要鸿生终身视为表率，如今父逝虽久，言犹在耳之类，概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