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在香港时，听到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刘国钧虽身在香港，但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自己的家乡。此时的他，内心仍矛盾重重、去留两难。如果让他跟随着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跑，不仅政治上没有出路，经济上难免要被官僚资本吞并，这是他绝对不会走的路；如果让他流落国外做“白华”，这也不是他所愿意的。刘国钧一直坚信，自己的事业在内地，他终究是要回家的。他经常对夫人念叨：“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祖国，即使自己有再大的事业又有什么价值呢？”刘国钧密切关注着内地的情势，香港的报纸上不断传来内地方面的好消息，许多朋友也写信给他报告好消息：他的老朋友黄炎培、章乃器、孙起孟、胡厥文等人，已从香港辗转去北平，参加6月开幕的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冷御秋、杨卫玉等几位朋友也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时，刘国钧经常自问：“朋友们都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了，我难道还在香港徘徊？何况，名气比自己大、声誉比自己高、资产比自己多的申新公司董事长、‘棉纱和面粉大王’荣德生留在了内地，不但生命无忧，且还担任了苏南行署副主任。挚友刘靖基在上海生活得很好，政治上也得到了安排。甚至自己的下属何乃杨也被推选为常州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大成公司的大股东和代理人也都有政治安排，并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是该想一想何去何从的时候了。”
不久，当刘国钧获悉好友黄炎培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章乃器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杨卫玉被任命为轻工业部副部长后，更是欣喜若狂。刘国钧当机立断：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启程，到北京去会见老友们。可是，身体不争气，正当刘国钧决心已定、马上动身去华北的时候，他多年前曾经患过的胆结石病突然又发作了，病来得很突然而且很猛烈，他被迫住院，一病就是几个月，身体一天一天地衰弱。后来请医生动了手术，总算转危为安。
此时，刘国钧收到两封来信，一封是他派到内地察看情况的长子刘汉堃的来信。信中说：“我们一行抵达上海后，略事休息，13日到达常州，16日返回上海。在常州期间，看到人民政府协助民族资本企业搞好生产，成绩斐然。”信中还说他们将很快返回香港，容后再作详报。读完信，又看了随信寄来的大成公司1949年的财务结算表，竟还净盈皮棉1000担。这盈利的数字给刘国钧传递着一个明确的信息：大成公司运转正常。
另一封信是好朋友邹秉文、周松点从美国寄来的，信中告诉他：他们合资在美国开设的和昌公司，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礼物：岱字棉种。因为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施封锁政策，邹秉文、周松点亲自飞往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产棉区选购。在当地华侨的大力协助下，选购到优良岱字棉种496吨。为避开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先将船从美国开往南美，再从南美转运到青岛。这是关系到全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大事。刘国钧感到非常高兴，就在医院给邹秉文、周松点复信道：“国钧因病暂羁香港，幸有仁兄主持和昌公司，为新中国出力，愚弟借光，不胜荣幸焉。”
刘国钧很钦佩香港大公报经理、社长费彝民的爱国风范，认为他是位反日救亡的爱国英雄。在港期间，刘多次乘车到利源东街大公报社参加该社举办的时局研讨会。每次刘国钧听到的都是对共产党的一片赞颂之声，慢慢地，他开始对共产党由疑惧、戒备转变为尊敬和信服了。
听说刘国钧染病住院，卢作孚特来医院探望，还带来一位刘熟悉的朋友、四川实业界名人何北衡。何北衡很自然地谈到他在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情况，并带来周总理的口信：“欢迎在香港的朋友回去办实业。”刘国钧听何介绍解放区和见到周总理的情况，听得心花怒放。何北衡还为他们带来了毛泽东的名文《新民主主义论》。刘国钧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作为老朋友的卢作孚临走时悄悄地告诉他：“我马上要率我的船队回内地了！”刘国钧紧紧地握住卢作孚的手，向他道别。不久，卢作孚就率领他的民生船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刘国钧出院后，马上去找费彝民。费彝民给他引见了一个人叫张铁生。张铁生，香港工委书记、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副专员、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刘国钧第一次见到这位共产党的驻港最高代表是在张铁生的住处——一间非常破旧的房子里，这让刘国钧对共产党人的清廉有了真切的感受。一见面，刘国钧就向这位共产党的驻港负责人表示了自己很想回祖国的愿望。张铁生对刘国钧表示热烈欢迎，并真诚地说道：“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人民对刘总经理回祖国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早已向中央报告过了，中央领导同志表示欢迎您回去。刘总经理想回去看看，我们保证您来去自由。”一听这话，刘国钧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他马上表示：“我是认定一条路走到黑的人，这次回去，是叶落归根，安度晚年的。”
告别张铁生，一回到家，刘国钧立刻着手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