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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威是榆次常家家业的开创者。他的家族，上溯七辈都以务农为生。
清康熙（1661~1722）年间，常威拿着从家乡带来的“榆次大布”，打开了张家口市场。盐、布是那个时代商人发家的两大商品。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深受欢迎。1711年左右，常威拿出自己的积蓄，开设了第一家商号--常布铺。雍正（1722~1735）年间，常家的分号开始向张家口周边地区扩展。
这样一组数据显示了张家口后来的图景：清初张家口商户80家，道光（1821~1850）年间260家，同治（1861~1875）年间1 027家。到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 500多家，上下两堡专做旅蒙业买卖的多达700余家。最高时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仅一处标准铺面，月租金就高达50两白银。
不过，张家口日后的兴旺，与一个叫恰克图的村落的兴起息息相关。作为一个个体，常家的生意真正发达是在1727年以后。
也是在这年，中国一南一北各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南方，一艘名叫“奥古斯塔斯王子号”的商船来到了珠江口。这艘商船由多国公司联合派遣而来，只希望得到较为公平的贸易机会，但没有如愿。在北方，中俄两国政府郑重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祖鲁海尔、恰克图、尼布楚三地为两国边境贸易的通商地点，允许两国商民在上述地方建造房屋、商店，免除关税，自由贸易。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话说，类似这种按平等原则从事中俄私人贸易的市场，正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国沿海取得但未能如愿以偿的。直到30年后的1757年，广州才在清政府的诏谕中确定了其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山西内陆外贸商人比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广州十三行海陆外贸商人起步略早。
尼布楚是1689年7月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钦定的贸易城市，之前的1685年，清政府确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但与祖鲁海尔一样，尼布楚地理位置较偏，其到北京的路途，要比恰克图至北京的路途至少远1 000多公里。这样，中俄贸易重心就转向了中俄边界上的恰克图。
1728年，俄国政府在色楞格斯克（今乌兰乌德）附近开始建立恰克图城，常氏家族将“常布铺”改称为“大德玉”。1730年，清政府批准中国人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建买卖城。这是一座由贸易商民建成的木城，由松木桩围建，城中设有衙门，城东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关帝庙，西边设有电报局，北边设有邮政局。北门上悬一匾，上题“北方雄镇”4个大字。买卖城具有纯正中国风格，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北京师范大学邵继勇在其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中介绍说：
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出口贸易要先在张家口完税，然后运往库伦，经办事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方可运到恰克图出口。
这等于清政府将出塞贸易的管理机构设在了张家口，张家口遂成为内地通往外蒙古和俄罗斯的贸易中心。1754年，俄国取消国内关卡，清政府也决定停止允许俄商每三年一次来京直接贸易的规定，将对俄贸易全部放到恰克图办理，恰克图贸易因此由1737年左右的不超过1万卢布，激增到83万卢布。
1755年之前，常万达就来到了恰克图，他很看好恰克图贸易的前景，但更多商人因贸易的不明朗态势而持观望态度。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在1762~1792年的30年间，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中俄贸易曾4次中断，总计时间有15年之久。也是在此期间，俄国放开了对毛皮贸易的国家垄断，允许私商经营毛皮。屡禁屡开并没有阻挡贸易的不断升温，1770年的恰克图中国买卖城已经是一个拥有400多常住人口的小镇，而1800年的贸易额也由1757年的113万卢布增加到623 万卢布。
1768年，常威主持分家，将“大德常”和“大德玉”分别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常万和常万达。此时的常万达果断先行一步，将在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布号改为茶庄，并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金放在了对俄的茶叶贸易上，这是常氏家族从榆次大布起家后的一次经营方向的重大转变。
常万达及其他商人经营的茶叶量，在1755~1762年间仅占到对俄进出口总额的6%~7%。当时中方对俄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棉织品和丝绸，其中土布占据80%以上的份额，但茶叶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显示了常万达的眼光和判断。
那时，英国人对中国绿茶格外垂青，素食腥膻的俄国人则酷爱浓烈砖茶。在英国通过海路从广州进口中国茶叶时，俄国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要比英国长。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返国时带回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