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
明代山西商人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散见于各类史籍。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大同薛氏和李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但最为闻名者，当数蒲州的官商家族张四维家族和王崇古家族。
王崇古，今山西运城永济县人；张四维，今山西运城芮县人。在明时，两地均属平阳府的蒲州。前者时任宣大总督，后者为吏部侍郎。两家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在明朝，盐业是反腐败的重点领域。明政府禁止4种高官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这4种高层分别是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成化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暴利。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商人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4月，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发起了对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弹劾。他说，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和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从时间上看，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
这场争论源于蒙古首领俺答的养孙把那汉吉投降。他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做未来的妻子，但俺答却将其所聘之女许配给了其他人，把那汉吉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1570年）9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降明军。
这时大同的最高军事首领就是宣大总督王崇古。军人出身但有商人家庭背景的王崇古认为，“此奇货也”！他深知此事可以游刃有余之处，就与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上疏，提出把那汉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并把封赏把那汉吉作为上策。
当时的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接受把那汉吉归附，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以至于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
最终，隆庆皇帝采纳了议和派的建议。俺答原以为养孙自投罗网，必死无疑，后听到把那汉吉不但没死，反而封了官，于是将明朝叛臣送还明朝，换回养孙，并上书愿世代服从明政府。王崇古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加封俺答爵位，将其作为属国，与俺答订盟通贡，开放马市。
隆庆皇帝从其议，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幕下皆授衔，是为“隆庆议和”。议和内容还包括，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蒙古族用马匹换取其需要的布帛、菽粟、皮货、服装、针、线等物品和杂货。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明史》记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张四维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
虽然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之事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显然是对议和派的不满。两派的分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斗争错综复杂，随后引发了明朝历史上一场大的政治地震：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内阁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辞职，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家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
高（拱）张（居正）内阁继承了王张家族的执政理念，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在与俺答议和通贡的同时，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不仅调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还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
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背后影响和推动这一政策的，其实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在山西，靠盐业起家的很多商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首富的平阳（今临汾市）亢氏、代州的冯忠等，都是依靠官府势力而成为晋商第一代富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