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起来，电信业提供了异质替代的典范。固线通信在哪里都是要以巨大的沉没成本和维修成本为代价的。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修建第二个固线通信网提供同质替代，昂贵而不切实际。最早打破固线通信独家垄断市场的，是微波通信技术，因为它可以摆脱固定线路网络来提供同样的语音服务。其实类似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了：电报系统替代骑马送信的驿站系统，语音电话替代电报。类似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移动通信替代固线，卫星替代地面通信，以及IP协议网络替代了传统网络。其实从消费者角度来想，问题并不复杂。毕竟古往今来人们需要的只是传递信息。至于用什么技术来满足传递信息，驿站传信、电报、手摇式电话、大哥大、老互联网还是新互联网，每个时代的消费者都同样是在给定的预算约束和消费偏好下抉择。更便宜、更便捷、更有选择性，永远更受欢迎。消费者只是不能决定供给。要是供给没有突破，消费者看起来就似乎“永远习惯”于给定的通信模式。但是与其说消费者“忠实”于传统通讯方式，不如说供给方没有为他们表现喜新厌旧的倾向提供机会罢了。这是人的本性，也是由人组成的市场的本性。
宽带高速互联网也许有可能提供现代通讯史上最伟大的异质替代。IP电话对消费者产生的致命的吸引力，并不是通话时什么特别的快感（多数IP电话还是不如固线电话清楚和同步），而是它的账单！读者一定还记得福州市中级法院为了裁定那个著名的IP电话案（详见“感谢陈氏兄弟”一文），特别请了技术专家在庭上讲解“包交换”与“线路交换”的区别。我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真正听懂了什么叫作包交换。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电信消费者而言，即使听不懂包交换技术也不会构成选择新一代互联网的实质性障碍，正如今天全国几千万手机用户并不必定懂得GSM技术一样。市场选择新技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第一，能够确认新一代互联网的速度更快，第二，新一代网络的资费更便宜。由于消费者和市场具有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特性，只要新一代高速宽代互联网被证明更快更便宜，它就一定能“火”。
问题是新的技术要有机会试。新技术实验机会的获得可能性，与从传统技术获益机构的垄断性成反比。高速公路不是架在铁路之上因此无须铁路部门的同意，否则高速公路就修不成了。洁净水公司不需要利用自来水公司的网管，因此也不要得到自来水公司的首肯，否则市民们如何有机会摆脱喝“洗涮水”的命运。电信基础网络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只准存在一个基础电信网，那么当它一旦选定IP over ATM技术，为此投下巨资而尚未获得回报之前，它如何下得了决心再来一个“IP over Optics”试试呢？难道它真的想把自己废了不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由一家垄断电信基础网络的模式，是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当今时代了。中国政府决定上的这个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首先是独立于中国电信基础网的另一个网。由于中国广电和铁路拥有独立的网络资源，而科学院拥有独立的与国际互联网接通的出口，新的示范网是无须中国电信同意就可以完整地向中国电信消费者示范宽带IP网的技术经济效果的。对于新技术而言，要的只是一个实验的机会，其他事情，由市场来做决定吧。其实，如果没有中国联通独立地率先开发GSM，我们大概至今还可能在中国电信“模拟大哥大”的技术体制下幸福地生活。福州IP电话并没有完全离开电信网，其带来的长途通信流量多少增加了电信市话和数据传输的需求，只是潜在地威胁了电信赢利最丰厚的长途电话市场。现在中国电信承诺实验IP电话，这倒让我们有个机会，观察在一个主体的框架下，基于老一代互联网的IP电话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代价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我的意思不是说新一代宽带IP技术就一定选对了，也不是说，现在就有足够的技术和经济的根据把语音通信系统废了来“追”新IP。恰恰相反，中国电信由于已经对语音通信和老一代IP技术投资，应该在原有选择的基础上优化抉择，将语音通信和老一代IP技术的潜力（包括变迁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这对任何社会都是重要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而言，就更加重要了。我的观点是说，数网的体制对于适应新技术的挑战是必要的。数网体制不但可以突破既得利益对新技术应用的天然压制倾向，而且可以避免选择新技术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数网体制与新技术快速产生的时代相辅相成，这可不是偶然的。如果宽带IP技术为中国向数网竞争体制转变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那么可以预料，数网竞争的体制将对中国如何有效选择新的通信技术，带来更大的回报。
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可圈可点之处还有不少。广电部门的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和铁道部门干线光缆资源的加入，将原本“独立而不可共享，排他而不准交易”的数网并存状态，转变成可供市场利用，并为奠定电信市场数网竞争的架构，做出了贡献。行政部门分割网络资源的体制，历来为各方诟病。分歧在于，如何实际解决部门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