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重组中国电信，一个热门话题是“分拆”。媒体报道得比较多的，是所谓的“纵向分拆方案”，即将中国电信分拆成无线寻呼、移动通信、固定电话和卫星通信等四个独立的专业电信公司。根据《财经》1999年3月号的独家专访，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已经证实，中国电信的重组方案就以上述“纵向分拆”为基调。不过另外也有消息说，未来正式的重组中国电信的方案中还将包括“横向分拆”的内容，那就是独立后的固定电话业务，仍然要以某种形式进一步分拆成若干个地区性的公司。好在不同的消息都说正式方案已经定局，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应该很快可以知道正式出台方案的全貌。
无论“纵向分拆”还是“横向分拆”，需要评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分拆。我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形成可操作的竞争。要说明这一点，先来解读一个经典案例。在电信这个特别行当里，以行政手段或立法手段强制分拆原来居于垄断地位的电信公司，从而形成可操作的市场竞争，是美国人的首创。1974年，美国司法部以违背反垄断法为由，起诉当时的美国垄断电信商贝尔系统。经过8年法律诉讼，贝尔系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条件是贝尔系统主动分拆。当年的方案是：将原贝尔系统的长话固线业务、电信设备制造和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分拆出来成立了独立的AT&T。而原贝尔系统的市话和地区性长话业务，则分拆7个地区性贝尔公司（如南方贝尔、西南贝尔等等），俗称“小贝尔”。从1984年开始，新的AT&T和7家小贝尔分别独立营运，美国电信市场从此变成如所说的“分立的”架构。
当年贝尔系统的重组方案，既包含纵向分拆，即长话与市话分营（当时还没有无线寻呼、移动和商业卫星通信），也包含横向分拆，即全国市话一分为七。美国司法部为什么下手如此之狠，非要把自己国家好端端的一艘“电信航空母舰”（应该也是当时世界电信企业的龙头老大），横切竖切得七零八落才算过瘾？要弄清这一点，容我借助美国电信史家的著述，向读者交代更多一点背景。
早在1969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就批准MCI公司的要求，自建独立于贝尔系统固线网络的微波通信线路，向公司客户提供通信服务（请读者注意我关于没有竞争的网络就没有服务竞争的观点）。新设立的MCI开张之后，立刻在扩大市场份额、降低固定成本分摊的经济动力的驱使之下“捞过界”：擅自将服务范围从联邦通信委员会允许的“公司客户”扩大为向居民住家提供长途电话服务。联邦通信委员会对此提出警告。但MCI反诉联邦通信委员会违反《反垄断法》，并且被美国法院判为胜诉。于是，美国的长话业务出现MCI与贝尔系统争夺客户的市场竞争。
但是，刚刚萌芽的电信市场竞争，受到一个困扰。我们知道分拆前的贝尔系统既拥有长话固线又控制地方市话，而新生的MCI只拥有长途微波通信干线。在这样一种结构下，贝尔系统的长途话务与市话相接通，非常容易，因为那是“自家人”的相连相通；但是MCI公司的长途要接通客户，非经过贝尔的市话网络不可。你想想，这件事情有多难。一方面，MCI无法立刻建立自己的市话网络，而它的长话服务离开了市话网是没有办法进入住户的；另一方面，贝尔系统怎么能够违背理性，向对手开放自己的市话网，帮助MCI来与自己争夺长话市场？
打破上述僵局的一个办法是行政协调。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MCI只要付一个公平的价格就可以接入贝尔系统的市话网。这大概就是全世界电信业“公平接入、互联互通”法例的起源。不过，靠行政协调来解除垄断，谈何容易。贝尔系统可以允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条件，但是什么叫“公平的价格”，什么叫“方便的接入”，那就是难以测度、难以识别、行政协调成本极其昂贵的一件差事了。独家拥有市话网的贝尔系统，有的是办法和技巧来“揉搓”MCI。无缘亲眼目睹MCI当年如何惨遭揉搓图景的读者不必过于遗憾，因为这样的事情在电信竞争刚刚开始，但垄断远没有被打破的任何国度里每天重演。前两年天津联通建成几万门市话，但天津的中国电信就是活活不让它接通市区的其他市话，也不让它与中国电信的长途”互联互通”。根据媒体报道，虽经国务院和天津市政府一再出面协调，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还是“联通不通”。
这说明，行政控制和协调是没有办法解决市场结构的基本缺陷的。美国当时创造的经验是运用法律手段，迫使贝尔系统将长途和市话分拆。要注意的是，如此的拆法固然可以叫作“纵向分解”，但分拆本身不是目的。比较根本的，是通过分拆扫除市场竞争的结构性障碍，使本来无法操作的长话竞争变得便于操作。试看贝尔系统被分拆之后，AT&T与MCI的地位就一样了。这两家长话公司对于地区性的小贝尔而言，都成了“外人”，其中任何一家都不能以独家控制市话网络而“欺负”另一家。美国由此确立了长话市场的竞争格局。
那么，为什么原贝尔系统剩下的地区性市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