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的妻子内心纠结很多次，离去还是不离去。并不是我的妻子嫌贫爱富，而是有一段时间我的消极和无助，让我失去了奋斗的勇气，妻子犹豫：这个男人还有希望吗……
同样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想法。
天底下，没有父母嫌自己的孩子丑笨或者穷苦。
经营生意的困苦，我曾经在不经意中听许多生意上的朋友说过。一个开厂的企业家，他的工厂为世界最大的地面材料企业Amstrong供货，是中国行业内少数大企业之一。有一次，他说：海滨，生意人的辉煌只是台面上的一刹那，更多的是苦难。
另一个湖北的生意人，是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老前辈，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经营。他在武昌的一个建材市场和我一起喝酒，聊起他花了很多钱和精力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出国和进军队。面对我的惊讶，他说：不，海滨，我不能安排他们接我的班。我这二十多年，看过无数的生意朋友倒下，有的失踪，有的自杀，有的疯癫。太多了！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走这条路。
真正的生意人都相互同情关怀，虽止于商道，但面对危难也会有许多人伸手相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台湾大相装饰公司的杨小姐，拿给我两万五千元，救助我的生活。当时，我面临妻子生女儿，身无分文。
那一段困窘的景象，我曾在博客里写下那个场景：
晚间妻子的下腹开始阵痛。
我打电话给国际妇幼，接线的医生让我读一下时间，看阵痛是否有规律，如果有规律，就赶快送过来。
我整理了几件衣服，包成几包，打电话给强生公司，约了出租车到小区门口，扶着妻子下楼。
在急诊室，年轻的护士把我赶出门外，替妻子检查身体。过了一会儿，她出来让我去收费处交钱，住院准备接生。
我把包里仅有的11000元钱抽出来，不知道是否够住院押金，听到收费处的医工说：6000元，长出了一口气。
妻子睡下来，我在床边的地上铺了几张《21世纪经济报道》，和衣而卧，一宿未睡。
第二天8点钟，医生把妻子送进产房，问我要不要陪进去。我说好，去办了手续。
穿着医用服装，在床边站着。妻子每过一会儿就浑身颤抖，剧痛连连。我弯下腰，把手伸到她背上，按摩脊背上的神经。
折腾到下午，妻子和我都疲惫不堪，妻子更加痛苦，有时痛苦到浑身颤抖，带动整个床一起颤抖。我俯下身子，抱着她，安抚她。
医生在下午2点的时候，决定要打催产素，征求我的意见，我看看痛苦的妻子，说好。
4点钟，宫口开得够大，护士推妻子进手术室，我站在旁边看妻子生产。
经过一天的劳累，妻子脸色苍白，如蜡一般。孩子的头露了一下，又退回去。助产士鼓励她用力，我抱着她，脸贴着她的脸，给她鼓劲。
孩子终于脱开母亲的身体，滑出来。
是女儿。
医生抓住她，倒过来拍拍屁股，她哇哇地哭出来。
我突然止不住地泪流，仿佛自己重生一般。
医生剪去脐带，给她消毒，洗去血污，包了衣服，抱过来给我。我抱着女儿，流着眼泪，给她母亲看。
妻子转过疲惫的头，微微地笑，看着自己的骨肉。
一瞬间，一家人不知说什么好。
房间里一片寂静。
一周前。
客户在电话里咒骂，以她一辈子能说的最难听的话来发泄对我的愤怒，因为我已经山穷水尽，交不出货来，但是她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呆呆坐在工厂拥挤的值班室里，司机站在边上发傻。他已经知道我的处境。合作伙伴逃之夭夭，留给我一个负债累累的工厂，一个被人诈骗不能收回资金的工程。
上周机器被上游供货商拿走抵债，近二十个供货商、运输商、工程队在门外讨债。合作伙伴出面签的合同，对于他们来讲没有区别，找不到他，成本最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盯住我。
我已身无分文，早晨出门时，妻子还在床上躺着，预产期应该还有两周，我不知道哪里去找生孩子的钱，我们没有报销，没有补贴。
我叹了口气，留一个便条，吩咐司机交给要货的客户，出门漫无目的地走去。
接近黄昏了，我站在淮海路这条街上最高的楼上，脚踩着楼檐，看着黄昏的上海，这是上海滩，中国最繁华、黄金遍地、最功利、最现实的地方，没人可以依靠，没人可以帮助。然而我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我伸开双臂，闭上眼睛，风从耳边吹过，准备一跃而下，从此自由。
耳边传来手机铃声，我呆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妻子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她在等我吃饭。
……
这是一个人在年轻时没有打下牢固基础所要付出的代价，生活的魔鬼师傅不把一个在火上烤过三遍，扔进冰窟里冻上三年，放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