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振兴主要取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特点，制定并成功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则又起着关键性作用。政府经济政策的种类很多，其中对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本章拟就此进行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政策效应
（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因素
关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问题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williamSon）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方面提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之间呈“倒U型”曲线；国内学者胡鞍钢认为，是国家的宏观政策向某些地区倾斜导致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林毅夫则认为，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宏观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仍在起着一定作用。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内在经济规律、市场作用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而国家财政又是履行政府政策和职能的重要手段，因此，从财政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原因是什么呢？
1．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资金投入的增长及其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人均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比较高；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由此决定了国家投资的地区布局必然向东部地区倾斜。国家虽然在“八五”期间有意识地在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重点投资项目。如京九铁路、南昆铁路和三峡工程等，但是，从国家所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国家预算内和银行贷款）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1995年，东部地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由45．9％上升到54．27％，中部地区由27．8％下降到24．54％，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在这期间，东部地区的投资上升了8．3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3．44和3．22个百分点。1995年中央在北京的人均投资达844元，而在贵州只有48元，两者相差17．6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投资和国家预算内投资份额不断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单位的份额，由1978年的86．4％下降到1995年的54．4％，下降了32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投资的比重更是直线下降，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1995年的3．2％，下降了近60个百分点。显然，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市场化趋势有利于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东部地区而不利于国有经济份额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国家投资重点的东移，势必对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大又长期依靠国家资金投入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并将拉大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2．“两个比重”的下降直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里讲的“两个比重”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国民收入由集资于国转向藏富于民，资金配置也由财政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相对贫困化”，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小，已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6年的10．9％，17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下滑，1990年我国扣除债务收入后的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7．2％，1993年下降到3．1％，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稍有回升，也仅为4％左右。这一比重不仅远低于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些国家1989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情况是：印度为15．4％，印度尼西亚为8．4％，美国为20．1％，法国为40．9％，德国为29％。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是中央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的匮乏致使中央政府在调控地区发展差距上缺少必要的财力基础。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中央政府已很难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在一定范围内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对抑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人均GDP和人均投资额方面的巨大差距所起的作用已相当有限。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年来反复强调要逐渐缩小地区差距而实践的结果又是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3．不平等、不规范的财税政策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以前，我国财税制度既不规范也不统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赋税反而高于较发达的